流下来，而是它卡在眼眶里，滚烫，却死死不肯坠落。
他走后第二年，我考上省城师范大学。走那天，陈伯塞给我一包新炒的葵花籽，硬邦邦的，壳上还沾着炭灰。
“砚子走前，托我给你的。”他叹气，“说……让你别总盯着地看，抬头，路在前面。”
我没抬头。
我低头剥开一颗葵花籽，仁是饱满的，微咸，带着烟火气。我嚼得很慢，仿佛那点滋味，能压住胸腔里翻涌的、无人认领的潮汐。
大学四年，我谈过一次恋爱。男生是文学社的，爱写诗，送我手抄本《雪国》，扉页题：“晚照山河，唯卿入梦。”
我收下了，也认真交往了半年。可某个雨夜，他吻我时，我闭上眼，舌尖尝到的却是陈砚修水泵那天，手上沾的机油味——铁锈、汗水、阳光暴晒过的橡胶混合的气息。
我推开他，说：“对不起，我好像……还没学会怎么喜欢别人。”
他没生气，只是静静看了我很久，最后把伞留给我，自己走进雨里。
那把伞，我一直留着。伞骨上刻着一行小字：“林晚，晴雨同担。”
不是他刻的。是我后来用小刀，一笔一划，刻上去的。
刻完，我对着镜子看自己——二十二岁的脸，眉眼舒展，头发剪得利落，眼神里有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反而更韧的光。
可只有我知道，那光底下，埋着一块从未被犁开过的冻土。
毕业后，我拒绝了省城重点中学的编制，回了老家。
不是为他。
是为我自己。
我想看看，当年那片被我们用目光反复丈量过的土地，是否真的长不出新的庄稼？
回村第一年，我接手小学五年级语文。教室还是老样子，木窗框掉漆，黑板边沿被粉笔灰染成灰白色。我站在讲台前，第一次点名：“陈小满。”
一个瘦小的男孩站起来，眼睛很黑，眼尾有道浅浅的疤。
我手一抖，粉笔“啪”地断成两截。
课后我问校长：“陈小满……是陈砚的弟弟？”
校长摇头：“陈砚没兄弟。小满是他堂弟，陈伯的孙子。”
我松了口气，又莫名失落。
那天放学，我绕路去陈伯家。老人坐在院中编竹筐，见我来，咧嘴一笑，缺了颗门牙：“晚晚来啦？砚子前两天打电话，说在东莞买了房，明年接他爸过去。”
我“嗯”了一声，蹲下帮他捡散落的竹篾。
“他还……提过我吗？”
陈伯手上的动作没停，竹篾在他指间翻飞：“提过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