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个长度不等的段落，段落之间由一段几乎没有波动的空白区间隔开。
这种分段结构在人类文字系统中普遍存在——空格、标点、段落缩进都是用来分隔语义单元的手段。如果把这组曲线看成一篇文章，空白区就是分隔符，而那些重复出现的局部结构就是“字”或者“词”。
秦教授把林教授的分析转述给破译团队时，整个会议室安静了好几秒。然后杨帆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正面花纹的展开曲线重新调出来，用林教授提出的方法逐段标注出重复出现的局部结构。
标注完成之后整组曲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之前他们一直在关注线条密度的整体变化规律，试图从信息论的角度寻找编码规则，但林教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切入，直接跳过了编码结构指向了底层的基本单元。
他把那些重复出现的局部结构命名为“字素”，并用编号做了临时标注。初步统计显示整组正面花纹包含的独立字素数量大约在两百到三百个之间。
这个数字让秦教授陷入了沉思。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给杨帆看，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苏美尔楔形文字、古埃及象形文字、甲骨文——其基本字符的数量都在几百到上千个不等，和这个数量级在同一个区间。
一个能在深空中投递信使的文明，他们放进核心里面的全部信息只包含两三百个不同的字符。这不像是技术能力的限制，更像是一种刻意的简化。
杨帆盯着屏幕上那些被标注出来的字素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他说简化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接收者更容易破译。越简单的编码系统越容易被陌生文明解读。
如果他们在薄板里塞进一部用高度压缩算法编码的百科全书，人类可能永远也读不懂。但他们选择只用几百个字、一幅地图、几张简图来传递信息——这本身就是一种善意。
从那天起破译团队的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之前他们试图从信息论和物理学的角度自上而下地破译编码结构，现在林教授的加入为他们打开了一条自下而上的路径——先识别出所有独立字素，再分析字素之间的组合规则，最后尝试将字素组合与背面地图上的具体地标建立映射关系。
这个过程很慢，每一步都需要反复验证和交叉比对，但每一步踩下去都是实的。
方研究员把第三代材料的中试排期定下来之后，带着团队在邹小东的精密陶瓷产线上开始了第一轮工艺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