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
他只知道陈瀚生和另一个热血的朋友开了这家报社，平时印刷正常的报纸，私下偷偷印一些反战传单。
他和陈瀚生没有明面上的往来，只是他买报纸时会额外收到厚厚的一沓传单，他会在巡逻的时候偷偷塞到住户的门缝里。
陈瀚生不是他的上级，不会给他下命令，不会给他派任务。偶尔站在江边看风景时，“恰巧”路过的陈翰生会告诉他：“你做那些事的时候，多留个心眼。”
他们互相称呼为“同志”。
从1939年11月到1940年2月，藤原澈带队执行了四次行动，三次失败。
他在行动中学会了很多，如何在突袭前制造意外，如何在搜查时恰好忽略关键证据，如何在审讯时装作无能。
他做得很笨拙，第一次“走漏风声”的嫌疑太大，第二次目标“提前转移”的时间太巧，第三次接头人“缺席”的理由太牵强。
但他没有别的办法，他没有渠道和那些同志们互相沟通，只能他单向传递一些东西。
他没有组织和上级，没有人帮他审核计划，没有人告诉他哪里出了纰漏。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直觉、运气，以及陆军学校里一些有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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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纪言睡到上午才醒。
他没有去梅机关，让司机送他去金陵路，他要做几身衣服。
在车上，他进空间看了看今天刷新的物资，空间里出现了五盒药品一样的东西，周纪言默不作声取了一盒出来仔细看，浅蓝色的纸盒，上面写着【区唤章万应百宝丹】，还印了一个人的头像。
百宝丹？这么狂的名字。周纪言对这药没印象，又放回空间，等之后有空再细看是治疗什么的。
金陵路上很热闹，橱窗里摆着最新的洋货，报童在街角喊着“看报看报”。
藤原纪言记忆里有一家口碑很好的裁缝铺，梅机关里几个高官都在这里做便装，手艺好，嘴也严。
裁缝铺的招牌是一块木牌，上面写着“陈记裁缝铺”五个字，红漆描的，有些年头了，边角处已经斑驳脱落，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纹。
他推开门，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柜台后面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华夏男人，瘦高个，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软尺正在给一块呢料量尺寸，后头有几人在忙碌，没有朝门口看。
男人抬起头，透过老花镜的镜片看了到了周纪言身上的军官制服，微微鞠躬：“长官做衣服？”
“嗯，做几套。”周纪言走到柜台前，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