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本应该拥抱生活的年纪，我了解了的那些生命，就只有绝望、死亡、恐惧，以及那些覆盖在无尽悲伤的深渊之上的、愚蠢透顶的肤浅。我看到各个民族被驱赶著互相残杀，那些互不相识的人们在沉默中、无知中、愚蠢中、顺从中、无辜中，杀人或者被杀————」
人类文明的尽头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能走向彻底的和平、每个普通个体也都能得到极大的自由和发展吗？
还是走向彻底的奴役和压迫？战争和不公永无休止？
米哈伊尔的最新一期小说在让一些人产生这样的追问的同时，依旧助长了英国公众本就没有停歇下来的焦虑情绪和愤怒情绪，也让一些位高权重的大人物愈发感到恼火。
毫无疑问，英国公众舆论的矛头主要对准的这一届的阿伯丁政府，批评和指责几乎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军方和内阁部分成员强烈要求封杀《泰晤士报》，外交大臣克拉伦登等高层更是公开咒骂报社及其记者「帮助俄国人」。政府内部甚至认真研究过以「煽动性诽谤罪」起诉报社。
但在如今这一时期的英国，对于像阿伯丁和帕麦斯顿等老派辉格党人来说，言论自由是其政治信条，实施高压手段会动摇自身的道德基础。况且《泰晤士报》在英国也称得上盘根错节，轻易动弹不得。
可他们真要继续容忍一个身份特殊的外国人继续在这场风波里跳下去吗？
而且毫不夸张的说，来自一部小说的「虚幻」力量，甚至要比那些真实报导更持久、
更有力量。
新闻报导的只不过是笼统的场面和人数，引发的是一种较为宽泛的愤怒和同情，但一部小说却是能让公众真正的代入乃至共情那些普通士兵————更何况那位文学家还在里面掺了很多令人不安的东西————
在一月中旬的某个寒夜，唐宁街10号的内阁会议室里，煤气灯烧的正旺，长桌边坐满了人，这里的空气多少显得有些浑浊而沉重，坐在这里的人脸上的神色更是有些阴郁和疲惫。
前线的状况显然也令他们陷入到了忙碌当中，而与此同时，来自内部的指责和压力更是令他们身心疲倦。
此时此刻，在商议完其它很多议题后，外交大臣克拉伦登伯爵率先抛出了一个新的议题，并且一下子就让在场的众人沉默了下来：「事到如今，我们已经把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是静等事态的变化了。那么我们还要忍耐该死的《泰晤士报》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