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朕决定，在严刑峻法清剿此毒的同时，更要大力推行教化，正本清源！”
他看向内阁官员：“拟旨！”
“第一，命礼部、翰林院，即刻组织人手，编纂《辟邪崇正录》。将此番‘忘忧草’之害，各地查处之真实案例，受害者之惨状，宗室勋贵堕落之丑态，皆详细记录，绘图作解，刊印成册，分发各州府县学、乃至乡塾村社，务使家喻户晓！令天下人深知此物绝非‘忘忧’，实乃‘招祸’之根源！”
“第二，着各地学政、教官，以此为契机，在士子学子中大力宣讲圣贤之道，重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义，批判奢靡享乐之风，倡导砥砺名节、关心民瘼之操守。”
“第三，晓谕宗人府，加强对宗室子弟的教育与管理。除经史子集外，更需令其学习《皇明祖训》，了解祖宗创业之艰难，明确自身责任。凡有荒怠学业、行为不端者，宗人府有权严加管束，甚至奏请朝廷削减其俸禄、降低其爵位！”
“第四，鼓励各地兴办义学，推广教化于底层。使黎民百姓，不仅知法畏法，更明理知耻，从根本上杜绝此类毒物滋生的土壤！”
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尤其是处在剧烈变革时期的帝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和经济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牢牢抓住“人心”这个根本。
随着禁烟风暴的持续推进和教化措施的逐步展开，广州城似乎也慢慢从最初的震荡中恢复过来。
市舶司的贸易依旧繁忙，码头上依旧船来船往，但空气中那股若有若无的、属于“忘忧草”的奇特气味，已然被海风的咸腥和货物的尘嚣所取代。
朱兴明在处理完禁烟事务最紧急的阶段后，视察了广州巨大的造船厂，看着工匠们运用传统的榫卯工艺与部分来自泰西的力学知识，建造着更大、更坚固的远洋宝船。
他接见了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商人代表，与他们讨论关税、航线与未来的合作可能，展现出一种自信而开放的大国气度。
他甚至微服走访了广州城外的几个村镇，亲眼查看番薯、玉米等新作物的推广情况，询问农户的生计。
然而，经历了“忘忧草”风波的他，眼神中少了几分初到广州时的纯粹兴奋，多了几分审慎与深沉。
他看到港口的繁荣，会想到如何防范走私与违禁品的流入。
外国商人的热情，会思考如何在中西交流中保持文化的主体性与警惕性。
他看到新作物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