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供销社主任，母亲在镇卫生所当护士。我们家有搪瓷缸、有挂历、有能收三个台的半导体，还有每年春节雷打不动寄来的《人民文学》合订本。我从小被要求坐姿端正、说话慢条斯理、作文要引经据典。我写的第一篇获奖作文叫《麦田守望者》，老师红笔批注：“意象清新，然稍显书卷气，缺泥土的呼吸感。”
阿砚读完，把本子还我，指着最后一句问我：“晚晚，你真见过麦子怎么呼吸？”
我摇头。
他笑了，露出左边一颗小小的虎牙：“明天早上五点，东坡那块地，我带你去看。”
于是第二天凌晨，我穿着洗得发软的蓝布衫，踩着露水未消的田埂，第一次真正站在麦田中央。天是灰青的，麦穗低垂，叶脉上悬着细密水珠。阿砚蹲在垄沟里，伸手拨开一丛麦秆，指尖沾满微凉的露：“听。”
我屏息。
起初是寂静。接着，极细微的“噼”一声，像谁轻轻掰断一根嫩茎；又一声，更轻，仿佛麦粒在壳里悄然撑开一道缝；再后来，是连绵的、几乎不可闻的“簌簌”声，如同无数细小的生命在暗处舒展筋骨，吐纳气息。
“麦子灌浆，”阿砚声音很轻，怕惊扰了什么，“籽粒里存着去年秋播的雨、冬藏的雪、春分的光。它不说话，可它记得每一滴落进它根里的水。”
我怔住，望着他沾着泥点的侧脸，喉头忽然发紧。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写《麦田守望者》，写的是想象中的麦田；而他蹲在这里，麦芒刺进手背也不缩，写的是麦田本身——它粗粝、沉默、带着腥气与甜味，它不修辞，它只生长。
我们之间，隔着的何止是一道田埂？
那是两种活法：一种是被文字托举着，往高处走；一种是被土地攥着，往深处扎。
可偏偏，我们总在田埂上相遇。
他放学绕远路，只为经过我家院墙外那截矮篱笆。我常“偶然”在篱笆内晾衣、浇花、读诗。他远远站着，不靠近，只仰头看我。我假装专注，余光却描摹他校服袖口磨出的毛边，看他额前被汗水浸湿的黑发，看他手里永远攥着一本翻旧的《土壤学》或《作物栽培》，书页边缘卷曲如麦叶。
有一次暴雨突至，我收衣服不及，棉布裙摆被风掀得猎猎作响。他突然冲过来，脱下外套裹住我头顶，自己淋得透湿，发梢滴水，却咧嘴一笑：“晚晚，你裙子上印着李白的‘床前明月光’，雨水一泡，墨迹晕开了，倒像月光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