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泥土腥气的土地。空气里没有工厂的煤烟味，只有青草、牛粪和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湿漉漉的生机。这里的天真蓝啊，蓝得刺眼，云朵大团大团地堆着，像刚弹好的棉花。老乡们围上来，黝黑的脸上带着好奇和朴实的笑，他们说的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我得竖起耳朵才能听懂一半。队长姓王，嗓门洪亮，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到了向阳坡，就是到家了！’家？我看着远处连绵的土坡和低矮的土坯房，心里空落落的。直到……我看到了你。”
陈默的呼吸微微一滞。他仿佛看到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绿军装、背着行李卷的年轻人，带着城市青年的茫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站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小站。父亲的信，竟是这样开始的。
“你当时就站在人群后面，穿着件碎花小褂，两条乌黑的辫子垂在胸前。队长介绍我们这些‘知识青年’时，你抬起头，眼睛像山涧里的泉水，清澈得能映出人影。我冲你点了点头，你抿着嘴，飞快地低下头，辫梢扫过你红扑扑的脸颊。那一刻，站台上嘈杂的人声、刺鼻的汗味、还有我心底那份离家的惶惑，好像都模糊了。小芳同志，这就是我们向阳坡大队的会计？队长说你是队里文化最高的姑娘，真了不起。”
信纸上的字迹在这里停顿了一下，墨水洇开一小片，仿佛写信的人当时也迟疑了片刻。
“这里的生活很苦，比我想象的苦得多。挑水要走二里地，肩膀磨破了皮；下地锄草，腰酸得直不起来；晚上睡在土炕上，跳蚤咬得浑身是包。但每次去队部交记工分的本子，看到你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旧桌子后面，低着头，用那杆老旧的蘸水笔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窗外的阳光斜斜地照在你半边脸上，睫毛在脸颊上投下小小的阴影……我就觉得，这苦，好像也能咂摸出一点甜味来。你总是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哪里记错了，哪里该扣分，声音像山雀在叫。小芳同志，谢谢你今天悄悄塞给我的那块烤红薯，很甜。下次别这样了，让人看见不好。”
陈默的手指捏紧了信纸的边缘。烤红薯？那个在陈默记忆里永远板着脸、沉默寡言、仿佛被生活榨干了所有情感的父亲，会为了一块烤红薯而心跳加速？他无法将信纸上这个笨拙地表达着悸动和感激的年轻人，与记忆中那个佝偻着背、只会闷头抽烟的父亲重叠起来。一种强烈的陌生感攫住了他。
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下一封，日期是196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