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扫了一眼，眉头拧成了疙瘩。里面不是钱，也不是金条，而是一叠照片。
照片已经发黄，边缘卷曲。第一张是1942年的滇缅公路，一辆被打烂的大卡车陷在泥潭里，一群穿着草鞋、浑身泥浆的中国士兵正在推车。
站在车头指挥的，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年轻军官，旁边那个挽着袖子喊号子的胖商人，正是陆兆祥。
“赵主任，你看这个人。”陆兆祥的手指点在一个死去的士兵照片上，“他叫王小六，河南人。当年车坏了，美国飞行员要炸掉，是他抱着一床棉被扑在油箱上说：‘这车里有药，不能炸。’那时候，老江的兵，也是中国的兵。”
赵铁生冷笑一声：“那是抗日。后来他们跟着老江打内战，手上沾了我们同志的血。”
“血债血偿，我不拦着。”陆兆祥抬起头，眼神浑浊却锐利，“可这些人”，他的手指在那份名单上点了点，“是女人，是孩子。老江把他们都丢在昆明，像丢垃圾一样。
你们的人刚到这里，要清查特务，要剿匪，要搞土改，要恢复生产，哪有空天天盯着这一百多口子吃饭？把他们交给我，我带回仰光去。”
赵铁生沉默了，他看着窗外，院子里几棵老梅树在寒风中抖着叶子。对方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此时的昆明虽然算是解放，但城里情况复杂，敌特分子、国民党逃兵，在城里、城郊区都还有不少，他们确实很忙。
陆兆祥见火候差不多了，压低声音，说出了真正的筹码：“赵主任，我听说二野正往西藏赶，缺药，缺防寒的衣物。我在仰光码头停了一艘船，叫‘江心坡号’。船舱里不是武器，是盘尼西林，是美式羊毛毯，还有二十台能修大炮的车床。本来我是要卖给法国人的，现在……我想换个买主。”
“你要换什么？”赵铁生问。
“换一张路条。”陆兆祥伸出一根手指，“不用你们送，也不用你们管。只要你们对下面的人说一句：‘这几家是归国华侨，要去南洋投亲。’剩下的路，我自己走。”
房间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冒着白气。
赵铁生猛地吸了一口烟，把烟屁股狠狠摁在烟灰缸里，火星四溅。
“陆兆祥，你这是在赌博。”
“不，”陆兆祥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我是来还债的。当年他们护着我的药过了怒江，今天，我不能再看着他们的老婆孩子冻死在昆明的街头。这叫……袍泽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