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攻讦，是好事是坏事还不确定。
种君出身名门，品格自具，又能恬淡自守。单单这几桩，已经超过在朝具位庸臣良多，实不必过谦。韦端笑了笑，然后话锋一转，如今还有一惑，这「有罪先请」之律，不知种君可有指教？
有罪先请，是出自《宽吏罪诏》，其中表曰：吏不满六百石，下至墨缓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
既然种劼提出了十恶论，若是韦端继续唯唯诺诺，不敢正面棘手问题，那么就会显得韦端在重大问题上没有担当的勇气，那么参律院的未来走向，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韦端见种劼已经开了这个头，自然也就豁出去，一举把最为重要的问题抛出来了。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汉代的律法已经基本上从法家转成了儒家。
所谓亲亲相护、有罪先请，乃至于春秋决狱等等，都是儒家的律法。甚至因此影响到了后世，拿着一本经文登堂宣判的，并不是只有后世的色目人才干的事情。
儒家子弟当官，一手拿着经文，一手拿着节仗，经文怎么解释他说了算，如何判决也是他说了算，起初还能维持本心，但是大多数人都难敌贪欲，最终越混越不成样子。
最开始提出以儒家代替法家的律法的，便是董仲舒。
当然在最开始的时候，董仲舒也用儒家经典，解决了一些疑难案件。
比如说某个人的小孩因为见到了其父亲受到他人殴打，便拿了木棍去解救其父，但是在搏斗过程中失中了他自己的父亲，把他自己的父亲给打死了…
若是按照原本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
然后这个人又是打死自己的父亲，弑父当死。
然后就闹到了董仲舒之处，董仲舒根据《春秋》，尤其是《春秋左传》之中的事例，表示此人原本不是要杀其父，而是失手，故不当死。
这种案例或许在后世很好理解，但是在汉代当时确有跨时代的意义，以春秋决狱便成了儒家法的开端。就像是大多数法律规则刚开始的都是要向善的，可是有心人会越来越多一样，一开始董仲舒或许本意是在春秋之中寻找律法的公平，但是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