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砺伸手拉开抽屉。
最上面放着一张夹在玻璃板下的黑白照片。
照片里的男人穿着一身板正的中山装，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工艺记录册，站在764厂老厂门前看着镜头。
那是他的父亲陈国安，1979年在一次火工品热处理试验事故中因公牺牲。
抽屉深处还塞着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药包。
陈砺拿起来闻了闻，一股刺鼻的草木苦味钻进鼻腔，那是林素芬半个月前送来的川芎茶调散，原身一直有偏头痛的毛病，每次加班狠了就会发作。
陈砺看着这些物件，指尖在照片粗糙的边缘上轻轻抚过。
原身拼了命地在质量处加班、查阅各种档案，甚至不惜跟生产处的罗铁军拍桌子，只是想向厂里证明，他陈砺坐上这个副处长的位置是靠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老父亲留下的那点余荫。
如今，这具身体终于用海外订单和银行周转额度赢得了全厂的尊重，但完成这一切的，已经是另一个时代的灵魂。
陈砺靠在硬邦邦的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前世的他，是世界级武器系统的总设计师。
在他的主持下，上百个配套研究所和分系统团队协同运转，每年调拨的研发资金以亿为单位。
在那个级别的会议室里，他只要在技术结论一栏签下名字，整个国家的军工产业链就会如臂使指地轰然启动。
可现在，在1984年的764厂，防空武器的图纸锁在铁柜里落灰，他想调两个八级工去改制样锅，得等赵国梁口头授权；
他想去银行争取十万块的周转金，得让市经委的科长陪着，还得省里兵器管理局的副局长亲自打电话作保。
这种处处受制的行政限制，像是一道无形的枷锁，死死地扣在他的肩膀上。
陈砺睁开眼，目光落在桌上那支掉了漆的钢笔上。
在1984年的工业体系里，技术能力当然是杠杆，但如果没有一个足够扎实的支点，再好的杠杆也撬不起濒临破产的军工厂。
他不可能每次遇到危机，都指望赵国梁临时给他授权，更不可能永远以一个质量处副处长的身份去对接外部的经委、银行和外贸公司。
他需要在这个时代的组织架构里，拿到一个拥有正式决策权和资源调配权的合法位置。
这无关个人名利，而是持续做事的唯一途径。
……
“陈处长！陈处长在吗？”
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财务科的一个年轻干事气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