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那条界线我看过了，不像是正式划过的。是哪一年定下来的？”
“九几年。”他说，“那时候划的，当时有村支书在场，也有记录。后来记录找不到了，界线就成了糊涂账。”
“九几年？”小赵在旁边插话，“九几年的记录，镇里可能还有存档。我去翻翻看。”
从刘家出来时，太阳已经升到屋顶以上了。我站在巷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条土埂，碎瓦片覆盖的棱线在日光下若隐若现。
下午，李建军来了办公室。他把一份报表放在桌上，纸页边角微微卷起：“这是去年几个村的农田基础设施摸底。情况不太好。你看了再说。”我接过来，上面用红笔标出几处条目，每一处旁边都有一行手写的备注，字迹很轻，笔画简洁，像是已经过了几遍筛，只留下了再也筛不掉的几处。
“这些人是不是联系过你？”我问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有几个找过我。问的是同一个问题——今年春耕，镇里有没有新增的补贴计划。”他又顿了一下，“我说，新镇长刚到，还没定。”
“那你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他们不是等我回答，是想通过我来试探你。你刚回来，以前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现在都在看你会怎么回应。”
当天傍晚，我在镇政府门口遇到了一个人。穿着一件旧军大衣，衣领竖起来，遮住了半张脸。他叫住了我：“陆镇长，还认识我吗？”声音有些耳熟，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他慢慢把衣领放下来，露出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我认出来了，是石槽沟的老赵，当年的老村支书，李长山的前任。
“老赵叔，您还在村里住？”
“住。”他说，“不住村里住哪儿？”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你走这几年，村里有些东西变了，有些没变。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转身走了，旧军大衣的下摆被风吹得翻动了一下，像一只正要合上的翅膀，在暮色中很快消失在了路口转角处，连脚步声也很快被风声盖了过去。
夜里风大了起来，吹得窗外的槐树枝条不停地敲打墙壁。那声音不响，但持续了很久，像是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试。我坐在桌边没有开灯，窗外路灯的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一道窄长的亮痕。那道光正好落在墙角，照出一段剥落的墙皮和一只不知放了多久的空铁皮罐。
第三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坐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