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赵国栋的电话：“手续办到哪一步了？”
“实弹考核刚过，接下来走市局备案。”
“好。这段时间如果出了什么状况，你先确保自己的安全，其他事我来处理。另外，县局会有人配合你，不是监督你——你心里有数就行。”
周四傍晚，招待所前台老刘又递给我一封信。我站在前台拆开了，里面没有威胁信，只有一张裁剪整齐的汽车票，票面上印着发车时间，是明天下午的，出发站是平川长途汽车站。我翻到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你去查，有人会跟着你。不止一个。”票根被捏得微微发皱，像是被人攥了很久才放进去的。我把车票折好，放进口袋里，跟那三封威胁信一起锁进了抽屉。
第二天下午，我没有去长途汽车站。我去了另一个地方——石槽沟。摩托车骑到村口时，太阳正从山脊线上沉下去，把整条砂石路染成了暗金色。我把摩托车停在老槐树下面，沿着那条修好的路走了半程，又原路返回。李长山站在村口看着我，没有说话，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没点。
回到招待所时，前台没有新信。桌上那沓郑德明老婆账户流水的复印件还摊开着，我用笔尖点着那笔十五万的进账，像用手指按住一根正在冒烟的引信。钩子已经埋下了，线头也攥在手心里，但甩出线去之前，我需要弄清楚一件事：那个放车票的人是在提醒我——有人在跟踪我。而那些跟踪我的人，是在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不会因为我不去长途汽车站就取消。
第二天上午，我去县委大院送材料时，值班室的老张叫住我，递过来一张纸：“今天早上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没有署名，我以为是给你的文件。”纸上只有一行字，黑笔写的，字迹比以前潦草，像是赶时间：“车上别睡太死。”我看了两遍，把纸折好，没有放进抽屉，而是放在了外套的内侧口袋里。
下午，我骑着摩托车从招待所去县局治安大队交市局备案的材料。出城之后，路边的田野空了，收割后的稻茬在下午的阳光下泛着灰白的光，像一层薄霜。我在一处岔路口放慢速度，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黑色桑塔纳，一直跟在我后面，保持着大约两百米的距离。我加速，它也加速。我减速，它也减速。我拐进一条通往村庄的小路，在岔路口的土坡上停下车，熄了火，站在路边假装系鞋带。那辆黑色桑塔纳没有拐进来，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