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
吴婶放下茶杯，看着我。“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您要是不信，让老张作证。”
老张被点了名，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他硬着头皮走过来，干咳了一声。“吴婶，陆镇长说话算话。上次假种子的事、化肥的事，哪一件没办成？”
吴婶犹豫了一下，站起来，把折叠椅收好。
“行。三天。三天后我要是拿不到钱，我不仅堵门，我还要去你家吃饭。顿顿去。”
人群散了。我站在门口，把那根烟抽完。老张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陆镇长，那个……折叠椅，要不要没收？”
“收什么收？她下次来还要用。你帮她保管好，别弄丢了。”
老张的表情像吃了半条活蚯蚓。
回到办公室，我开始算账。县水利局的八万块，给了马德胜八千四，还剩七万一千六。柳树沟被欠薪的农民工一共十三个人，欠薪总额七万二，还差四十块。四十块，我自己掏。但问题是，那七万一千六怎么发？每个人欠多少？我手里没有名单。
我拿起电话打给赵卫东。赵卫东是水利站的，柳树沟的灌溉渠工程是他监管的，他应该有记录。
“赵站长，柳树沟工程被欠薪的农民工名单，您有吗？”
“有。在我办公桌抽屉里。我发您。”
十分钟后，名单到了。十三个名字，十三个金额，加起来七万二。多出来的四十块，我让周大姐从财务的“杂项支出”里挤一挤。周大姐问我“杂项支出”是什么，我说“就是不知道花在哪里的钱”。她翻了个白眼，但还是批了。
钱凑齐了，接下来是发钱的问题。我不能把钱交给村干部代发——万一中间有人截留，老百姓还是会堵门。我得亲自发，一个人一个人地发，当场签字按手印，把钱递到他们手上。
第二天下午，我带着周大姐和那摞现金，去了柳树沟。村委会的院子里，十三个被欠薪的农民工已经等着了，吴婶坐在第一排，旁边放着她那把折叠椅。我把名单摊在桌上，一个一个地念名字。
“吴大军。”
吴婶的儿子站起来，是个壮实的小伙子，皮肤晒得黝黑。他走到桌前，签了字，按了手印。我把一沓钱递给他——一万二，厚厚一摞。他接过钱，手在抖。
“陆镇长，谢谢您。”
“别谢我。谢你妈。她堵门的姿势很标准。”
吴婶在后面笑了，笑得露出一口不太整齐的牙。
念到最后一个名字的时候，我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