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我现在只能给他做透析，能撑一天是一天。”
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他？没用。说“组织上会帮你”？那是空话。我虽然是副镇长，但平川镇的财政情况我比谁都清楚——连工资都发不全，哪有钱帮他？
“老罗，您这个情况，有没有跟镇里反映过？”
“反映过。跟张镇长说了，他说‘知道了’，就没下文了。跟王主任说了，他说‘想办法’，也没下文了。”他苦笑了一下，“陆镇长，我在平川镇干了三十年，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累都受过。我不求组织给我什么，只求我儿子能活着。”
我的鼻子一酸。我想起在石槽沟看到的王老四，在王家坝看到的张桂花，在鹰嘴岩看到的周德厚。老罗和他们一样，都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人。但他比他们更惨——他们至少还有希望，老罗连希望都快没了。
“老罗，您别急。我帮您想办法。”
“您能有什么办法？您是副镇长，又不是财神爷。”
“我不是财神爷，但我认识财神爷。”我站起来，“您先把工作做好。您儿子的病，我来想办法。”
老罗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信任，不是怀疑，是那种“我听过太多这种话，但希望这次是真的”的将信将疑。
回到办公室，我关上门，点了一根烟。脑子里转着老罗的事。几十万的换肾费用，靠我个人根本不可能。但靠组织？平川镇的困难户不止老罗一个，帮了他，别人怎么办？不能开这个口子。那怎么办？
我拿起电话，打给了刘世安教授。刘教授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浩明，你这个事，不好办。组织的钱不能乱用，个人的钱杯水车薪。但我有一个建议——你可以帮他联系省城的医院，看有没有减免政策。有些医院对困难家庭有救助项目，可以申请减免部分费用。”
“刘教授，您能帮我联系吗？”
“我试试。你把他的情况发给我。”
挂了电话，我给刘教授发了一条长长的消息，把老罗儿子的病情、老罗的家庭情况、他在平川镇工作三十年的经历，都写了进去。刘教授回复：“我明天去问。”
第二天下午，刘教授打来电话。“省人民医院有一个肾病救助项目，每年有十个名额，可以减免百分之五十的费用。我帮你问了一下，今年的名额还没用完。你让老罗把材料准备好，下周带儿子来省城。”
我握着手机，差点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