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把这个逻辑理清楚。
接下来的一周，他一有空就往资料室跑。资料室的文件柜里，积攒了二十多年的档案，他一份一份地翻。他找到了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调查表，上面列着村提留、乡统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教育附加费……各种名目的税费加起来，一户农民一年要交好几百块。他找到了2002年的信访记录，有村民因为负担过重来镇上反映问题，字迹潦草，但字里行间都是愤怒和无奈。他找到了2003年税费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红头文件，盖着县政府的大印。他找到了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通知，短短两页纸，却宣告了一个两千多年税种的终结。他找到了2006年以后乡镇财政收支的报表，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
他还找到了几份当年的会议记录，记录的是镇里研究税费改革工作的会议。孙德明那时候还是副镇长，发言很积极，说的都是“坚决贯彻上级精神”“确保改革平稳落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之类的话。但在其中一份记录的最后，他看到了一行小字，像是孙德明私下说的——“镇里的日子，以后难过了。”
二十年前，孙德明就看清楚了。
陆浩明把找到的资料按年份整理出来，做了一个时间轴。从1990年代的农民负担问题，到2000年代初的税费改革试点，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以后的乡镇财政困难。他把这个时间轴画在笔记本上，旁边标注了关键的政策文件和统计数据。
然后他开始写一份新的报告。不是项目申报报告，而是一份政策分析报告。他给它起了一个标题——《从农村税费改革看乡镇财政困境：以平川镇为例》。
他在报告里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乡镇财力，导致乡镇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力不从心。当前平川镇面临的道路、饮水、教育、医疗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乡镇财政的长期困顿。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只靠向上要钱，还要探索乡镇自身的“造血”机制。
他把石槽沟作为案例，放在报告的结尾。他说，石槽沟的贫困，是平川镇贫困的缩影；平川镇的困境，是中部地区贫困乡镇的缩影。要改变石槽沟，就要改变平川镇；要改变平川镇，就要从制度层面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