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几份，字迹激烈，页边写满批注，纸都戳破过；越往后，字越平静，格式越规范——引用的法条越来越准，附的材料越来越专业。
最新的第四十一份里，甚至夹着一页她自学后手绘的索沟受力分析图。
线条稚拙，标注认真。
“她这六年，把自己逼成了半个法医。”苏晓棠翻着翻着，眼圈就红了，“温老师，你看这份，第十七次申诉，落款那天——是她结婚的日子。她备注说‘今日事多，材料如有疏漏，来日补正’。”
“结婚当天，她在写申诉书。”
温则鸣把四十一份申诉书码整齐，放在案卷最上面。
“从今天起，这四十一份材料，是本案的第一卷。”他说，“一个女儿用六年时间告诉我们：这个案子，有人比我们所有人都先看出了不对。”
“我们迟到了六年。别再迟了。”
申诉理由翻来覆去就三条：我爸是左撇子；我爸从不用打印机写东西，连便条都是手写；我爸出事前一晚给我打电话，说“下个月来看你，给你带你妈腌的糖蒜”。
“一个约好了下个月送糖蒜的人，”申诉书里写，“不会当天夜里上吊。”
六年里，案卷复核过一次。因家属异议，当年还专门对索沟部位皮肤做过病理取材。复核结论：维持原认定。
李扬对着复核卷研究了半天，发现了问题所在：“温老师，当年的病理取材，两道沟都取了，切片也都做了。但复核报告里只描述了‘索沟处皮肤受压改变’，没有分别描述两处的生活反应差异。”
“两张切片，当成一张看了。”
“不奇怪。”温则鸣说，“复核的前提还是‘自缢’，看切片的人要回答的问题是‘有没有索沟’，不是‘两道沟谁先谁后’。”
“问题问错了，答案再认真也是错的。”
“我们把问题，重新问一遍。”
盛楠不服，接着申诉。第四十一次申诉的落款日期，就在上个月。
驻地里，温则鸣把六年前的尸检照片全部导出，投在幕布上，一张一张地放。
放到颈部索沟特写时，他按下了暂停。
“都看这儿。”
激光笔的红点，沿着死者颈部那道压痕，缓缓走了一圈。
“缢死的索沟，什么走向？”他先问苏晓棠。
“绳子吊着人，受力向上提——索沟应该是斜行的，从颈前向两侧耳后上行，在悬吊点对应的位置变浅、中断，整体像个‘提空’的八字。”苏晓棠答得很熟。
“对。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