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逊——听起来就像某个男人的姓氏，像某个不出名的作家，像任何一个可能写出这种东西的人。没有人会想到这是一个九岁女孩写的，更不会想到是一个女人写的。”
她顿了顿。
“但如果有一天，”她说，声音轻得像窗外的风，“很久以后，等我已经不在了，或者等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了——那时候有人发现，托马逊其实是托马斯·班纳特的女儿。他们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有趣？”
班纳特先生看着她，看了很久很久。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俩之间，落在那叠稿子上，落在《冰窖里的体温》那几个字上。那些字是玛丽亲手写的，一笔一画，工工整整，花了她整整三天。
然后他笑了。
不是刚才那种亮亮的笑。是一种更深的、更慢的、从眼睛里慢慢溢出来的笑。那种笑不像平时父亲的笑——平时他笑的时候，总带着一点嘲讽，一点疏离，好像站在远处看这个荒唐的世界。但这个笑不一样。
这个笑没有距离。
“有趣。”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你觉得这件事会很有趣？”
玛丽点点头。
“会。”她说，“一个叫托马斯的父亲，一个叫托马逊的女儿。他用他的名字给她当盾牌，她用他的名字写她想写的故事。等到真相揭开的那一天，人们会发现——那个写出这些故事的人，从一开始就没想藏着。她把他的名字放在封面上，让所有人都看见。只是没人看懂。”
班纳特先生沉默了一会儿。
窗外有鸟叫。远处的田野里，有人在赶着牛慢慢走。
然后他伸出手，把手按在玛丽的肩膀上。
那只手很轻，很稳，带着一点点温度。
“你说得对。”他说，“这件事，确实很有趣。”
玛丽看着他。
“你不介意？”
“介意什么？”
“介意我用您的名字？”
班纳特先生想了想。
“有一点。”他说。
玛丽的心往下沉了一点。
“但不是你想的那种介意。”他继续说，嘴角带着一点笑意，“我介意的是——以后别人提起托马逊，都会说‘那个大作家’。提起我，只会说‘哦，他女儿就是托马逊’。我这辈子最后的归宿，可能就是‘托马逊的父亲’。”
玛丽愣在那里，然后忍不住笑了。
那是一种她从没在自己身上听过的笑——不是礼貌的，不是应付的，是从心里冒出来的、压都压不住的笑。
“那您得习惯。”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