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广平一边记，一边问。
“第三还是签免责书？”
“先确认患者有没有能力做决定。”
“意识不清，精神状态异常，或者明显无法理解风险，不能只让本人签。”
“要联系法定家属。”
郭青黛正站在后排听。
她开口补充。
“还应该记录患者复述。”
“不能只是医生说完，问一句听清楚没有。”
林长生看了她一眼。
“怎么记录？”
“让患者用自己的话说一遍。”
“确认他知道自己拒绝的是什么，也知道可能发生什么。”
韩笑马上将这一条写下。
何景舟想了想。
“如果患者不愿意复述呢？”
“写进记录。”
林长生说道。
“拒绝就是拒绝。”
“不能替他写明白了。”
“第四，所有高风险拒绝诊疗都要录像。”
“画面里至少要有患者本人、告知医生和一名见证医务人员。”
“家属在场，也要记录家属意见。”
赵广平问道。
“每个科室都要装设备？”
“高风险谈话可以集中到有设备的谈话室。”
“急诊无法移动的，在床边使用医院专用记录设备。”
“不能拿私人手机拍。”
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手机拍摄以后，视频容易外泄。
患者信息也难以管理。
医院专用设备则直接上传加密服务器。
任何人调取，都有记录。
韩笑继续整理。
“第五，患者签字以后，医院保留原件。”
“转诊单必须交给患者一份。”
“对方不拿怎么办？”
赵宁问道。
“拍照记录。”
林长生回答。
“把转诊单放到他面前。”
“明确告诉他，改变主意可以随时去指定医院。”
“他拒绝拿，也写清楚。”
“第六。”
林长生停了一下。
“高风险患者离院后，在不耽误正常诊疗的前提下，做一次电话提醒。”
赵广平有些意外。
“已经拒绝了，还要打电话？”
“打一次。”
“不是追着劝。”
“是确认人有没有到上级医院。”
“联系不上或者继续拒绝，同样留档。”
韩笑想起彭国顺。
如果当时离院后再打一次电话，未必能够改变结果。
但至少能够让医院知道患者仍在家中服用所谓秘方。
遇到极端危险情况，也可以再次明确提醒。
何景舟问。
“如果患者觉得医院骚扰呢？”
“只打一次。”
“流程里写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