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的第一周，陆深在明面上做着团队搭建和业务推进的工作。
但每一天，他从第一天起就在搜集信息。
他让自己浸泡在兰利总部的日常信息流中，像一块海绵，被动自然地吸收从四面八方涌来的碎片。
靳友岱已经退休，但AIC在他退休之后立即返聘他担任亚洲情报顾问，继续参与核心情报分析工作。
一周来总部三天，有固定的政策分析会。
这个安排的逻辑很清晰.....靳友岱长期担任AIC亚洲政策研究室主任，在东亚情报领域积累了无人可及的专业权威。
他了解这个方向上的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历史决策的前因后果、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来龙去脉。
这种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可替代的，不是靠培训一批新人就能弥补的。
所以AIC留下了他。
但这也意味着一件事。
靳友岱仍然拥有高等级的涉密权限，他仍然定期出入兰利总部，他仍然在AIC的体系内活动。
这对陆深来说既是机会，也是问题。
机会在于，靳友岱还在兰利，陆深有可能找到合法和规的方式接触到他。
问题在于，靳友岱还在兰利，也意味着汤姆·普莱斯的调查触手随时可以碰到他。
而更大的问题是.....
组织为什么还没有启动召回？
陆深在方纪中面前说得很清楚：请组织立即启动对靳友岱的紧急召回程序。
方纪中的反应也很明确：这个信息必须在最短时间内送到最高决策层。
从那个雨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周。
三周。
在情报系统的紧急响应时间线上，三周已经足够完成从信息传递到方案制定到行动执行的全部流程。
但靳友岱还在兰利，每周来三天，准时上班。
陆深在深夜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反复推演了几种可能性。
第一种：信息传递出了问题。方纪中没能将信息及时送达最高决策层，或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截留、延误。
可能性极低。
方纪中是二部的资深情报员，他的专业素养和执行力不容置疑。
第二种：组织收到了信息，但经过评估后认为风险等级不足以启动紧急召回。
有可能，但不符合逻辑。
靳友岱的级别太高了，任何涉及他的安全风险，在组织的评估体系中都应该被列为最高优先级。
第三种：组织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但靳友岱本人拒绝了。
这个可能性让陆深在黑暗中沉默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