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人盖起了红砖新房，都是三间的大瓦房！咱们村呢？路还是那条老土路，一下雨就成了泥塘子！新房？咱们村里现在有几家？人家张家村的人，面上跟你客气，背地里指不定咋嘀咕咱们，说咱们下洼村的人没出息，跟了个没本事的村长哩！”
他越说越激动，胸脯也跟着起伏了起来：“我当了这些年村长，没功劳也有苦劳吧？可眼看着邻村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咱们村还是老样子，我这心里……跟猫抓似的！现在倒好，人家直接要把工厂建到村里了！这以后差距不是越拉越大？我这村长，还怎么当？村里人现在不说什么，那是还没到时候！等张家村工厂机器一响，人家工人月月拿现钱，咱们村的小伙子还在地里刨食，大姑娘都想着往张家村嫁的时候，你看村里人背地里骂不骂我王有田无能！”
老伴儿看着他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和脖子上暴起的青筋，终于明白他这通闷气从何而来了。
这不是简单的眼红，这是一个基层干部面对发展落差时的无力感、焦虑感，甚至是危机感。
她叹了口气，拿起扇子给他扇着风，语气也软了下来：“他爹，你也别急上火。张家栋那孩子，我瞧着不是那种只顾自家的人。当年合作社，不也带着咱们周边几个村一起养鸭子了吗？说不定这回，招工的时候也能想着点咱们邻村呢？退一步说，就算不招，咱们自己……能不能也想想别的门路？光生气，也搞不出工厂来啊。”
王有田听着老伴儿的话，火气稍微消了点，但眉头依旧紧锁。他沉默地嚼着西瓜，心里那团乱麻却丝毫未解。
老伴儿的话有道理，但“想门路”三个字，谈何容易？张家栋那样的能人，十里八乡多少年才出一个？
王有田正就着西瓜的甜味嚼着满嘴的苦涩，心里那杆秤怎么摆都不平。
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叮铃铃——”紧接着，虚掩的院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了。
一个二十出头的精壮小伙子推着辆二八大杠走了进来，车把上晃晃悠悠地挂着两只肥硕的白鹅，鹅被捆着脚，还在扑腾。
小伙子脸上带着笑，晒得黑红，正是王有田的儿子，王建国。
“爹！娘！我回来了！”王建国嗓门洪亮，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拎起那两只鹅来到二老跟前，“瞧瞧，老周叔非让我带回来的，说谢谢爹去年帮他跑腿，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