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钱、一斤上好的大米不过一毛多、一斤猪肉七八毛钱的年代，五千元，无疑是一笔足以让绝大多数人仰望的巨款。它相当于一个工人，不吃不喝、日夜不休劳作十年以上的全部收入！林墨将钱小心翼翼地重新包好，藏回那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角落。这小布包沉甸甸的，不仅仅是因为纸币本身的重量，更因为它浸透了一整个冬天的汗水、泪水，承载着刺骨的寒风、濒临冻僵的麻木、破冰时虎口震裂的疼痛，以及对未来模糊却执着的希望。
然而，命运似乎总喜欢在人刚刚看到一丝曙光时，投下一片浓重的阴影。就在林墨对着这笔浸满血汗的巨款，开始谨慎思考着如何用它来铺垫一条更稳固的生存之路时，一封来自数千里之外、信封上印着模糊城市邮戳的家信，经过无数双手的辗转，被邮递员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是他自一年前，背上行囊，告别那座生养他的城市，来到这片苦寒之地插队落户以来，第一次收到来自所谓“家”的音讯。
信封很薄，捏在手里几乎感觉不到分量。上面的字迹，是他父亲那种特有的、僵硬而古板、仿佛每个笔画都带着不容置疑命令的笔触。林墨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胸腔里涌起一股复杂难言的情绪，有期盼，有激动，或许，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对亲情慰藉的渴望。他深吸一口气，像是要做什么极其郑重的事情，用微微颤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撕开了信封的封口。
信纸，只有单薄的一页。上面是同样僵硬、节省墨水的字迹，寥寥不过十数行。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丝关心，没有半个字询问他在这传说中能冻掉耳朵的北大荒，是否吃得饱、穿得暖，身体可否安康，日子过得怎样。通篇文字，感受不到任何母子之情、父子之爱、兄弟之谊的温暖，只有硬邦邦的、如同上级下达任务般的通知与索取：
“林墨：见字如面。你哥林浩最近谈了一个对象，女方家是本地人，条件不错，已经同意明年结婚。但对方明确要求，必须备齐‘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外加一百元现金彩礼。家里目前积蓄不足，难以凑齐。你下乡已有一段时日，想必手中有些结余，有钱就尽快寄回来。如果不够，就在你那些一同插队的知青同志中间借一下，务必凑齐了寄回来。你哥结婚是家里目前的头等大事，关系到林家传宗接代和门面，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