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1937年9月中下旬，陕甘宁根据地。
空气里弥漫着新麦和谷物的香气。
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每一株秸秆。
陕北，刘家峁。
老高头蹲在地头，粗糙皲裂的手颤抖着，捻开一穗饱满得惊人的麦子。
麦粒滚圆，色泽金黄。
“额滴个神神……这，这真是咱地里长出来的？”
儿子高双娃抱着一大捆麦子走过来，憨厚地咧着嘴，汗水从黝黑的脸上肆意淌下。
“咋不是，咱家这十二亩坡地，往常年景最好，一亩能打上一百斤麦，就算老天爷开眼。今年你猜猜，农技员估产说多少？”
“多少？”
“少说一千二百斤！”
高双娃声音发颤。
“有了红军发的种子和化肥，水渠也修到了地头！这日子有盼头啊！”
老高头没说话，用力把那穗麦子捂在胸口，深深吸了一口带着土腥和麦香的空气，眼圈红了。
宁夏，河套平原边缘。
老孙头赶着崭新的驴车，车上垛着小山一样的稻谷。
他的腰板挺得直直的。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是个佃户，种着东家三十亩地，交了租子，一家人连糠都吃不上。
红军来了，分了地，发了这叫杂交水稻的神种。
他看着金黄一片，穗子垂到地的稻田，恍恍惚惚，像在做梦。
“他娘，你掐掐我。”
旁边的老伴在他胳膊上拧了一把。
“哎哟！”
老孙头叫了一声，随即哈哈笑起来，眼泪都笑了出来。
“是真的！是真的！咱老孙家，也有今天！”
小孙女在田埂上跑，追着一只蚂蚱，清脆的笑声洒了一路。
甘肃，原本属于土司的庄园土地。
老马沉默地挥舞着镰刀，豆大的汗珠砸在晒干的麦秸上，溅起细小的尘土。
他曾经是一名“娃子”（奴隶），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编号。
现在，他叫马长河，分到了八亩好地。
眼前的收获，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粮食。
每一粒麦子，都是在砸碎套在他身上无形的枷锁。
马长河抓起一把打下的麦粒，紧紧攥在手里。
坚硬的麦壳硌着掌心生疼，却让他感到无比踏实。
他抬起头，望向远处刷着“耕者有其田”标语的土墙，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黄牙。
各处的红军公粮征收点，天不亮就排起了长龙。
扁担、独轮车、驴车、骡车……
载着各家各户最好的粮食。
政策是十税一。
但交粮的秤，往往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