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困局又对文化与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周灵王时期，诸侯们的自行其是使得周天子的政令成为一纸空文。晋楚两国于公元前546年举行的“弭兵之会”，便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当时，诸侯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决定通过会盟来调停彼此之间的战争，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国有势力的大夫都参与了此次会盟。然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灵王，不仅没有在这场决定诸侯间关系走向的关键会议中被邀请，甚至被彻底排除在了仲裁者的角色之外。这一事件标志着周天子权威在政治层面的全面崩塌，诸侯们已经不再将周天子的政令放在眼里，而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意愿来行事。
周王室在司法权方面的丧失，进一步凸显了其权威的衰落。《国语》中记载的“儋括之乱，晋使魏舒定周”便是有力的证明。儋括在王室内部挑起动乱，这本应是周王室内部事务，理应由周天子来进行裁决和处理。但实际情况却是，王室自己无法解决内部纠纷，只能依靠晋国来派遣使者魏舒进行调停和处理。这表明周王室在司法方面已经失去了自主权，只能仰仗诸侯国的力量来维持基本的秩序。
晋平公在位期间（前557-前532年），延续了晋国一贯的“尊王”策略，但实际上却将洛邑的防务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洛邑作为周王室的都城，本应是周天子军事防御的核心所在。然而，晋国的这一行为使得王室完全丧失了自主防御能力。在军事上，周灵王只能依赖晋国的保护，一旦晋国自身出现问题或者对周王室的支持有所减弱，王室的安全将面临严重威胁。这也反映出周王室在军事上对晋国的依附关系，其军事主权已经名存实亡。
周灵王时期，周王室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不得不多次向诸侯国“求车”“求金”。据《穀梁传》记载，周灵王向诸侯“求车”的行为被讥讽为“非礼也”。在古代，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周灵王作为天子向诸侯乞求车辆，这一行为严重违背了传统的礼仪制度，反映出周王室财政的极度窘迫。周王室原本是天下财富的汇聚之地，但如今却沦落到需要向诸侯乞讨的地步，其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可见一斑。
周灵王时期，算是礼制崩坏的终章。
随着时代的变迁，诸侯们对礼制的僭越行为愈发频繁和严重。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公元前5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