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可恢复宗室身份——这一处置既惩罚了叛乱者，又保留了宗室的“血脉”，体现了周公“恩威并施”的治国智慧。
处置完叛党后，周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如何处理被俘的殷商旧贵族。这些旧贵族大多是“顽固分子”，他们在叛乱中积极支持武庚，对周室充满敌意，被周公称为“殷顽民”。若将他们留在殷地，难免会“死灰复燃”，再次引发叛乱；若将他们分散到各地，又难以有效监管。同时，周公还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周室的都城镐京位于西部（今陕西西安一带），距离东方的中原地区与殷地较远，一旦东方发生叛乱，镐京的军队难以及时驰援——这也是此次叛乱能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
经过反复思考，周公提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案：在东方营建一座新都城，将“殷顽民”迁移到新都城，集中监管；同时，以新都城为“东方政治、军事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这一方案得到了召公等大臣的一致支持。
随后，周公派遣召公前往东方“选址”——召公经过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洛水之滨”（今河南洛阳一带）作为新都城的地址。这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既靠近殷地，又能辐射淮夷、徐戎等部落，是“控制东方的理想之地”。选址确定后，周公亲自制定新都城的规划方案：新都城分为“王城”（宫殿区，供周王与官员居住、办公）与“成周”（居民区，供百姓与“殷顽民”居住）两部分，城墙高大坚固，设有多个城门与防御工事，同时修建了连接镐京与东方各地的道路，确保交通与军事调度的顺畅。
经过数年的营建，新都城正式落成，被命名为“洛邑”。周公随即下令将“殷顽民”分批迁移到洛邑的“成周”区域——为了确保“殷顽民”安分守己，周公采取了一系列监管措施：在洛邑驻扎“成周八师”（周室直属军队，专门负责监管“殷顽民”与防御东方）；将“殷顽民”按家族分组，指派周室官员进行“一对一”管理；规定“殷顽民”不得擅自离开洛邑，若要从事商业、农业活动，需提前报备。同时，周公也对“殷顽民”采取了“安抚政策”——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祭祀传统与生活习俗，若有贤才，还可被周室任用。这些措施既“压制了顽民的反抗之心”，又“化解了他们的敌意”，最终让“殷顽民”逐渐融入周室的统治体系。
洛邑营建完成后，周王朝形成了“两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