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带著暗示。
陈秉文明白，这某种程度上是变相的以物易物，用他手里的进口能力，换取国内同样紧缺的原料配额和项目推进的便利。
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常见做法。
「这个没问题，」他爽快应承，「需要进口什么设备或者物资，请李司长这边拉个清单，我们来想办法解决。」
用港岛的便利条件换取内地的资源和支持，这本就是他来投资的重要考量之一。
宴会气氛融洽，初步的合作意向和框架就在这推杯换盏间定了下来。
第二天，一行人飞抵长春。
长春应化所的领导班子几乎全员出动，在研究所那栋五十年代建造、显得有些陈旧但气势犹存的主楼会议室里，接待了陈秉文一行。
长长的会议桌铺著墨绿色绒布，上面摆放著白瓷茶杯。
所长老周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发表这热情洋溢的欢迎词。
他先是回顾了应化所光辉的历史，为国家「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做出的贡献。
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诉苦，谈到现在研究所如何面临转型困难，经费如何紧张，如何希望陈先生这样有远见、爱国爱乡的港商能雪中送炭，大力支持国内的科研事业。
陈秉文耐心听著，不时颔首。
他能感受到所长老周言语间的急切、自豪以及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尴尬。
一个曾经为国家尖端科技立下汗马功劳的国家级研究所，如今却要为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民用化工项目，向港商寻求帮助，这种身份的转变和现实的窘迫，确实需要时间来适应和消化。
座谈后，在所领导的陪同下，陈秉文一行来到了条件明显差一截的黄继昌的实验室。
实验室比陈秉文想像的还要简陋。
墙壁斑驳，水泥地面坑洼不平，窗户密封不严，冷风嗖嗖往里钻。
设备大多陈旧，一些玻璃器皿甚至能看到修补的痕迹。
空气中弥漫著一股淡淡的氨水、硫醇和有机溶剂混合的刺鼻气味。
黄继昌穿著一身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磨起了毛边的深蓝色中山装，有些拘谨地站在实验室门口迎接，双手似乎不知该往哪里放。
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显苍老，脸上挂著忐忑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