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其手，必然导致冤案丛生，激起民变！
此乃取乱之道，非治国之策！”
户部的一名侍郎痛心疾首。
“严考核之法，听着好听，实则为朋党倾轧大开方便之门！
何为优？
何为劣？
还不是主考官一言而决？
届时，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哪还有人敢为国办事？”
“赵庭光不过六品之衔，竟敢妄议国本！
其背后必有指使！
臣请陛下彻查，此乃乱政之始，其心可诛！”
“附议！”
“臣附议！”
攻讦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矛头从那三条政策，渐渐集中到了赵庭光本人身上。
坏祖宗之法、兴朋党之祸、启民变之端，一顶顶大帽子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
仿佛赵庭光不是一个忧国忧民的臣子，而是一个处心积虑要颠覆江山的巨奸大恶。
赵庭光站在百官的怒火中央，背脊挺得笔直面无惧色：“既然诸位已经看了我给陛下上的奏疏，我在奏疏中写的很明白，推行改革，就是为了保我大周国祚绵延。”
“我是御史，进言是为臣的天职，诸位都是明事理的人，我在奏疏中的哪一条，哪一样不是确有其事！”
“就说恩荫，自秦汉以来就有其事不假，有贤士也不假，可诸位却没说我朝恩荫已然泛滥承灾！
就说前唐，每年恩荫者不过六七十人，而我朝呢？
每年恩荫官员，足有五六百人！我大周哪需要如此之多的官员！”
赵庭光说到这，向皇帝拱手，声泪俱下，
“圣德二十五年，卑职外放合江知县，上任之时，路遇饥民落草为寇，问及缘由曰
‘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
一天三遍打，不返待如何。’
“再说土地田亩，我大周开国之时，所报上的耕地为2.95亿亩，至天光五年达到巅峰，增至5.25亿亩，圣德十五年又降至4.4亿亩，这八亿亩哪去了？”
“这还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就更多了，
我朝官员职方田按照品级，由高到低100亩至4000亩完全不用纳税，宗室、外戚土地亦不纳田赋
实际执行中更是如此，不少已经致仕官员所购置土地田连阡陌，可地方小吏根本不敢上门收税，为何？
还不是恩荫所致，其族中子弟在朝为官甚多，当地知县长官根本不敢与之计较。
普通地主则是千方百计攀附权贵，挂靠土地，以逃避田赋。
当地长官为了完成任务，只能向当地还算富庶的百姓摊派，以至于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