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存在于城市街道、城乡结合部和乡镇，属于半官方性质的辅助治安力量。其成员多为社会待业青年、退伍军人或单位抽调职工，非正式警察编制。他们佩戴\"联防\"红袖标，部分配备警棍等简单装备，但无执法权。工资多由街道\/乡镇自筹，常与罚款金额挂钩。
在9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联防队员欺压农民工的现象尤为突出。当时暂住证制度刚全面推行，许多进城的农民工因不熟悉政策或无力支付办证费用，成为联防队的重点\"关照\"对象。这些戴着红袖标的联防队员常在清晨堵在工地门口，或深夜突袭工棚，用警棍敲打着铁皮门喝令查证。农民工稍有迟疑，就会被推上三轮摩托\"带走教育\"——要么交上百元罚款（相当于几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系统性欺压，成为那个年代农民工进城必须经历的\"入门课\"。
老张是个极其富有正义感的男子汉，看到这种情况，气得他不轻，知道这群闲散青年组成的联防队又在欺负没有暂住证的民工了，如果放到平常，敲诈民工点钱也就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竟然打起人来。
那时候，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背井离乡，怀揣着改善生活的朴素愿望，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中遭遇了种种不公与欺辱。这些来自乡间的劳动者，往往被贴上“外来者”“低端劳动力”的标签，成为城市底层最脆弱的群体。
在建筑工地、工厂车间、街头巷尾，农民工的权益被系统性漠视已成常态。包工头肆意克扣血汗钱，工人们攥着皱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