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垂花门下，看测绘队把百年老槐树影投在计算器屏幕上，枝桠间的光斑恰似跳动的数字——东厢房能隔出四间铺面，西耳房拆了改车库，影壁墙推倒后足够停三辆夏利车。他们不懂什么容积率，却知道院墙每向外扩一寸，就能在土地出让金暴涨前多囤一捧金砂。
房改的春风掠过筒子楼时，催生出无数荒诞又精明的生存智慧。某位在机关大院蛰伏半辈子的科员，突然发现自家三代同堂的窘迫，竟成了置换商品房的筹码——他用三环内两间东向阴面房，换得西郊六套毛坯公寓，房本上的面积像发酵的面团般膨胀。而那位总在胡同口修自行车的老汉，某天抖开油腻腻的围裙，露出腰间二十把钥匙叮当作响，每把都挂着不同工地的红绸带。他们交易房产合同像交换香烟般随意，建设银行刚推出的按揭业务，被他们玩成了空手套白狼的连环计。
拆迁尚未变成血腥的资本游戏前，是场充满市井智慧的民间魔术。老锅炉厂的车间主任提前半年把仓库改成职工宿舍，等推土机开到厂门口，四十平米仓库已裂变成八个独立户口本。街道办的会计翻着泛黄的档案，突然发现自家楼下自行车棚竟在六十年代登记为“临时救灾安置点”，当即请来瓦匠砌出三面隔墙，生生变出个能换两套两居室的“历史遗留建筑”。这些游走政策缝隙的戏法，在后来者眼中堪比天方夜谭——毕竟当土地拍卖槌声响起时，连护城河底的淤泥都被标上了楼面价。
房产证上的阿拉伯数字，在那个混沌年代拥有神秘的繁殖力。某位南下闯荡的倒爷，用五节火车皮的牛仔裤换回三套团结湖公寓，十年后发现租金竟比服装批发生意更旱涝保收。而那位总在菜市场克扣秤头的鱼贩子，把二十年攒的钢镚换成亚运村两套期房，钥匙还没到手就有人加价三成求购。这些如今看来匪夷所思的财富跃迁，在当时不过是胡同大爷们酒桌上的寻常谈资——就像他们会在二锅头瓶盖上刻下楼盘方位，醉眼朦胧中掷骰子般决定明天该去哪片工地转悠。
黄金时代的尾声裹挟着千年古城最后的烟火气。房管局窗口排队的人群里，攥着现金的手与捏着祖产证明的手互相较劲，汗渍在蓝图上洇出奇异图腾。拆迁办的红头文件开始用“保护性拆除”这样魔幻的词汇，推土机铲起的尘土里，明朝的碎瓷与钢筋水泥碰撞出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