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夹在搪瓷缸沿上，那数字还不够半条红塔山烟钱，倒让院里的老太太们心疼得直嘬牙花子。
那时的房子不叫资产，倒像是公共澡堂里被无数人捂热的长条板凳。某个倒爷用三车皮走私皮鞋换的里外套间，转手就塞进八户人家，石膏板隔断薄得像煎饼果子的面皮，半夜撒泡尿的动静都能惊醒三户邻居。刚毕业的学生揣着报到证就能撬开房管科的门，领到的钥匙串上挂着的或许曾是贝子府丫鬟的耳房，雕花门楣早被煤烟熏成黑黢黢的牙雕，但每月十八块五的租金，比簋街的卤煮火烧还便宜三分。总有人抱着铺盖卷蹲在垂花门下等空房，看门大爷拿粉笔在影壁上写“南屋三平米可住”，那数字还没他孙子的小学算术本上的习题大。
交易房产像在早市上换粮票般随意。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揣着鼓囊囊的牛皮纸袋，在公厕墙根下就能完成半套房子的交割，沾着油渍的买卖合同上，钢笔字洇在“自愿转让”的红戳旁，像极了夏天槐树上滴落的虫胶。房改的风声在公共电视天线里滋滋作响时，精明人开始囤积煤棚杂房，把房本上的平米数攒成扑克牌似的厚沓，却不知那些盖着街道办钢印的证明文件，日后会在土地拍卖会上化作烫金的入场券。
大杂院的夜总是浸着廉价灯泡的昏黄，电线在违章建筑间织成蛛网，某户新买的21寸彩电正播着《还珠格格》，满院的人端着搪瓷碗挤在纱窗下蹭剧情，他们身后开裂的檩条正悄无声息地积累着世纪末的焦虑。当第一拨拆迁队的白石灰圈住院里的老槐树时，树杈上挂着的乌纱帽模型和奶娃娃的尿布同时晃了晃，像在提前祭奠即将被商品房碾碎的、最后一个可以拿白菜价换安身立命的黄金时代。
振强很自信地说道，“大杂院房子本身不值钱，关键在于位置。比如我们家以前住的大杂院，里里外外住了二十多户，我们家算大点的，四口人住两间房也就三十多个平方，这也亏了我老爷子以前在毛线厂做车间主任，这房子是好不容易置换过来的，不知道费了多少劲。其实我们这算条件好的，院子里一家三代人住一二十平方的也不少，这种情况在京城也是见怪不怪啊，小伙子快结婚了，还要和父母拉着一个布帘睡觉，多憋屈。前几年有个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看过吗，张大民结婚时候，为了房子差点婚也没结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