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嗬，那肯定是日进斗金啊！”我不禁想起了上学时候门口卖早餐的那个河南人，当时我就觉得他的早餐摊子犹如一座金矿，源源不断地为他带来财富。
“不过”，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你们京城人吧，有好人，其实到哪里也是好人多，但我们这些社会底层人，总会遇到欺负人的坏人！有一次晚收摊时，三个本地混混把老王的鏊子踹翻。让他每月交二十块卫生费！”
我恨恨地说，“这些人真他妈的给京城人丢脸！”
“老王蹲着收拾碎瓦罐，发现领头的手腕上有块和自己儿子一样的胎记。第二天他多带了份煎饼。人嘛，两个好成一个好，后来这混混成了他干儿子，1994年严打时还救过他一回。”
“哦，这还差不多。”我觉得这总算是给京城人长了脸。其实我也知道，当时很多小混混就是学习古惑仔，本性不坏。
九十年代，《古惑仔》系列电影席卷内地，录像厅里挤满了模仿陈浩南的年轻人。满街都是染黄毛的“山鸡”，校门口突然冒出许多“洪兴帮”，男生们用圆规在课桌上刻“义”字，女生书包里藏着郑伊健的贴纸。台球厅成了“铜锣湾”，五块钱一包的“红梅”烟成了“兄弟”的见面礼，连打架前都要学电影里慢动作甩甩头发。
老派家长痛心疾首，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流氓文化”，可越是禁止，少年们越觉得带劲。直到某天，两个中学生为争“扛把子”名号动了刀子，学校紧急组织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年头，教导主任办公室里没收的砍刀，比没收的课外书还多。
“你是不知道啊，他做的煎饼好吃，人也很灵活，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听他说，常来买煎饼的美院教授，经常用素描换了他煎饼。教授还教他创新，把煎饼做出牡丹花形状，1997年香港回归时在王府井卖\"喜庆煎饼\"，一天净赚八百多。”
听到这，我心里大为震惊，知道做早餐摊子挣钱，没想到这么挣钱。当时普通餐馆，一顿饭也就是花个一二十块钱，一大盘鱼香肉丝才八块钱呢。说起来也许很多人不信，三环附近房价最多1200块钱一平方米……
“就这样，人家就攒了不少钱；九八年京城大规模房改，老王已经在六里桥存了十二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