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说胡话，这场战争还要夺走多少人的命？” 政府出动军队镇压，逮捕数千名罢工者，却无法平息民愤。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发起“残缺的胜利”运动，要求意大利必须获得《伦敦密约》中承诺的全部领土（包括特伦蒂诺、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等），否则战争将毫无意义。退伍军人协会在罗马游行，举着标语“用鲜血换来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少！” 这种极端情绪为战后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埋下伏笔。
天主教会也介入政治纷争。教皇本笃十五世公开谴责战争的残酷，呼吁“以公正和平结束流血”，但政府以“维护战争团结”为由，限制教会发声。社会党领袖图拉蒂在议会痛斥：“我们的国家正在被狂热的民族主义推向深渊！”
三、外交博弈：从边缘到胜利果实的争夺
1918年的国际舞台上，意大利面临复杂的外交困境。作为协约国成员，它急需证明自身价值以获取战后利益。维托里奥·奥兰多政府在巴黎和会前积极游说，强调意大利在皮亚韦河与维托里奥·维内托战役中的关键作用，要求兑现《伦敦密约》中的领土承诺。
然而，英法等国对意大利的诉求态度暧昧。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私下表示：“意大利的贡献远不及法国与英国，不能让它独占巴尔干利益。” 法国则主张削弱意大利在东地中海的影响力。更棘手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与《伦敦密约》的秘密瓜分条款产生冲突，意大利要求的南蒂罗尔地区因德语人口居多，引发争议。
奥兰多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甚至以退出会议相要挟。最终，意大利获得特伦蒂诺、的里雅斯特等核心领土，但未能完全实现扩张野心。这种“残缺的胜利”加剧了国内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成为墨索里尼法西斯运动的重要导火索。
四、战后余波：创伤、希望与暗流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协议签署后，意大利陷入复杂的情绪漩涡。胜利的狂欢中夹杂着苦涩：战争导致65万人死亡、95万人伤残，经济濒临崩溃，国债飙升至战前的30倍。返乡士兵面临失业，许多人在街头行乞，与趾高气扬的民族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19年，意大利爆发“红色两年”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