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问题与山东问题挂钩）之下，日本代表团最终还是被迫让步。他们在会议期间（1922年初）与中国代表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答应从山东撤军，并将胶州租借地等主权交还中国（虽然保留了一些经济特权）。这等于说，日本在一战中趁火打劫捞到的最大一块陆地“战利品”，又被美国人给搅黄了！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让日本人觉得，美国不仅要限制它的海军发展，还要阻挠它在亚洲大陆的扩张，简直是“欺人太甚”！新仇旧恨（巴黎和会的怨气还没消呢）加在一起，日本国内（特别是军方和右翼势力）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不信任感和敌视情绪进一步加深。
后来在1930年的伦敦海军会议上，又进一步限制了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数量，再次引发了日本海军内部的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滨口雄幸被右翼分子刺杀。这种被西方国家用国际条约限制自身发展的怨气，在日本军方和右翼势力中不断积累。
“暴发户”的心态：敏感、自大与好斗
经历了明治维新和几次对外战争的“成功”，又在国际舞台上遭遇了这一系列的“白眼”和“打压”，这时候的日本，心态就变得非常扭曲和复杂，特别像一个刚刚发了财、但又没啥文化底蕴、还特别怕别人瞧不起自己的“暴发户”。
极度敏感，自尊心爆棚： 因为是后起之秀，又感觉一直被西方歧视，所以日本对任何可能被视为“不尊重”或“轻视”的言行都极其敏感。自尊心强到了有点病态的地步。谁要是在国际场合没给它足够的“面子”，它能记恨你一辈子。
又自大又自卑： 一方面，它为自己迅速崛起、打败中俄而极度自大，认为“大和民族”是天选之子，理应统治亚洲；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列强的技术、文化和国际地位优势，它内心深处又可能隐藏着一丝自卑，总担心自己不被“主流”接纳。这种矛盾心态，让它既想融入西方主导的体系，又对这个体系充满了怀疑和怨恨。
好斗且迷信武力： 几次战争的胜利，让日本（特别是军方）彻底迷信上了武力。他们觉得，跟西方人讲道理是没用的，只有靠拳头才能赢得尊重和利益。“富国强兵”最终变成了“强兵才能富国，强兵才能称霸”。任何试图通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