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江州市局重案组办公室的灯依然没有熄。空气中弥漫着未散的咖啡味和打印纸的油墨味，一张新的案情重建流程图挂上了白板，纸张上用红笔标注出——“时间轴”、“进出路线”、“受害者反应”、“工具准备”、“致命行为时间段”几个关键词。
程望站在图前，手里拿着一支粗黑的马克笔，缓慢在时间轴上写下几个关键时间节点：
21:18 受害者下班返家，进入出租屋；
21:37 朱以鸣伪装成外卖员进入小区；
21:42 肖越进入小区；
21:47 受害人家中灯光熄灭；
22:09 受害者手机信号消失，可能为被控制后关机或损毁；
22:13 肖越离开；
22:26 朱以鸣离开。
“整整二十分钟。”程望的语气平淡，眼神却锋利，“朱以鸣独自在现场停留了二十分钟，而肖越则只在屋中停留了十三分钟左右，且出入路线几乎一致，说明他们沟通充分，计划不止一次。”
“也就是说，”王勉低声说，“他们对现场结构、逃脱路径、受害人作息有明确掌握。”
“这已经超出了‘临时起意’的范畴。”程望收回笔，“而肖越说自己只是‘偶然帮忙’，根本站不住脚。”
他转身看向坐在技术岗的法医周杰：“现场尸体重检报告出来了吗？”
周杰点点头：“重新复勘后发现，死者颈部勒痕与捆绑痕迹时间明显不一致。勒痕更早，估计是在22:01分左右就开始失去意识，而捆绑痕迹则至少发生在20分钟后，可能是在她意识模糊甚至死亡后。”
“什么意思？”王勉一愣。
“也就是说，肖越口中‘他帮忙捆绑她’的说法是假的。真正执行捆绑的是朱以鸣，且在她已经被勒晕甚至死亡之后才实施的。”
“为什么还要绑？”程望低声问。
周杰迟疑了一下：“可能是为了布置某种场面。让受害者看起来像是挣扎过、被制服。”
会议室一时沉默。那是一种病态的仪式感——用控制的象征强化内心的胜利，而这种胜利，只能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