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只会跟她认为‘正常’的人讲话，那我呢？我就不配吗？”
方宁冷下脸：“你没资格要求她任何东西。她不回应你，不是因为她看不起你，是因为她自由。”
朱以鸣猛地低头，拳头一紧一松：“她说，‘我一个人过得很好，请你别再发照片了’。你知道这句话我看了几百遍吗？她一个人？她看得起谁？”
方宁不再说话。他知道，这是一种“失败者的毁灭性自恋”，极端地要求被注视、被认可，一旦现实不再顺应其心理，他就转向报复。
但问题是——这样的人，真的有能力一人完成所有现场处理吗？
三小时后，技术科复检结果送至重案组。
程望接过报告，眉头顿时锁紧：“果然不是一个人。”
在厨房窗台上，技术员发现了另一种dna类型，初步排查并非受害者或朱以鸣。这意味着——在案发现场曾短暂出现第三人！
“他不是一个人作案，他在案发过程中接受了协助。”程望敲了敲桌面，“推断如下：朱以鸣事前潜入，但现场控制出现问题，对方反抗激烈。他联系了一个熟人，对方带来了束缚工具，帮助他稳控局势。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压轴关键。”
“可朱以鸣为什么不说？”王勉不解。
“因为他认为，只要他不说，那人就永远欠他一次命。”程望冷静道，“而在他脑子里，被欠命的人，终究会回来。”
他站起身，重新整理白板线索：
1 朱以鸣：初始跟踪者，社交引导者，入户者，现场施暴人；
2 未知第三人：协助控制、可能曾动手，但未直接参与最后杀人行为；
3 动机：偏执性心理投射失败后的毁灭性补偿。
“立刻复查朱以鸣的通讯记录、所有历史微信删除记录、邮箱ip跳转，调取他此前在南京、江州间所有高铁行程单。我要知道，这个第三人是谁。”
两小时后，网络安全部门反馈：朱以鸣曾在三个月前与一个名叫“肖越”的男子有过五次通信联系，内容为摄影器材技术问题。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他曾使用过的社交平台私信中，对方的注册设备系一部华为手机，序列号归属于一个南京二手器材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