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点五十二分，技术科将第二批现场微痕采样送到了重案组办公室。程望从椅背上直起身子，揉了揉太阳穴，接过文件袋时指节发紧。夜已经过半，案情依旧没有实质性推进。
“程队，这是厨房窗台边缘刮取的棕红色残留物，经检验是带有人体组织成分的混合污渍，初步排除动物来源，应该与受害者血迹一致。”技术员周凯说话一贯直接，“另外，地砖接缝间残留了一点足迹粉末，鞋印型号为42码男式登山鞋。市面上同类款有32种。”
“登山鞋？”程望低声重复，眼神锁定在物证图片中鞋印边缘不规则的缺口。他将那页打印图纸撕下，贴到白板左侧。
“这图纸有正侧两视角，但缺乏深度数据。”他说，“安排人去附近商场查监控，锁定前两周购买这款鞋的男性顾客。扩大范围，尽可能交叉比对身份信息。然后——”他指了指窗台上方那道模糊的拖痕，“查市面所有能搭配这双鞋、且具有内衬海绵材质的裤子，怀疑嫌疑人曾翻窗受伤。”
“明白。”技术员迅速离开。
程望盯着那页鞋印图纸发愣。这个夜晚太沉了，从现场痕迹到尸体检验，每一个细节都仿佛在指向某种蓄意，却始终没有人出现在镜头里。
“还是没有监控拍到嫌疑人吗？”他转头问在场的辅警。
“是的，整栋楼的摄像头都没有异常记录。我们回看了案发前后三天的全部录像，只有受害人一人进出。”
“窗外楼道的盲区呢？”
“已经调取该片区六十米范围内的楼道监控，还在调阅。”
程望的眉头紧锁。他明白，这是一起典型的“干净现场”型案件。嫌疑人极有可能在行动前做了预判与清理，不仅在技术上熟悉反侦察，更有超乎常人的冷静与耐性。
他走到白板前，快速回忆这三天所有会议纪要与证人笔录。白板上的时间线从3月8日晚上十点起，一直延伸到案发次日清晨六点。每一个节点都标注着“空窗”两个字。
“受害者的钥匙情况查清了吗？”他忽然开口。
“查了。门锁未被撬动，且受害者母亲提供的信息显示，她曾遗失过一次备用钥匙，约两个月前。”
“怀疑有人用丢失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