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继续说道，“而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在这轮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还未能真正投身进去，甚至从上到下对离开哺育了自己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投身于不熟悉的工业化，感到迷茫甚至恐惧”。
“我们有启蒙运动，所以我们不再迷茫，更遑论恐惧。所以恕我直言，中国需要欧洲文明去启蒙，国家才能理解工业化，而工业化的结果之一，即工人阶级，才能理解工业化的另一结果，即阶级斗争”，海因德曼此时插了一句。
王月生并没有对其打断自己表示不满，微微点了点头，继续说道，“刚才我提到了中国对于工业化的迷茫甚至恐惧，其实是一种对以往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和以往生存舒适圈的不舍”。几个人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李卜克内西甚至用德语将路径依赖和舒适圈这两个词复述了一遍，并喃喃道“有意思，很有意思”。
王月生继续道，“刚才海因德曼先生提到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虽然目前中国的政治家、学术人员和普通民众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其实，中国人民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践行着阶级斗争这一理念，并且不断深化这一理念。
我看到各位对几千年这个说法似乎感到吃惊，而这并不是口误。中国的历史与欧洲不同，并没有如同罗马时代长达几百年的、大规模集中使用奴隶劳动，且整个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基于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之上这样一个社会阶段，换言之，中国并不存在一个欧洲标准的奴隶社会阶段。
中国自从有记载的第一个国家机构夏立国开始，经过近两千年到秦统一，准确地说是一千八百五十年间，哦，对了，夏立国的时代大致是希腊的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而秦统一相当于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希腊地区进入分裂及罗马共和国通过布匿战争逐渐崛起这一时期。在这个时间段，中国是一个以相互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众多邦国的时代，类似于德意志邦联的政治架构，当然，这个时代有一个名义上的共主，叫王或者天子。这个阶段类似于马克思先生对欧洲历史分类中的封建社会。
然后，秦统一了天下，将原来的宗亲贵族分封统治，变成了中央政府通过郡县两级政府向地方派驻的机构直接统治到地主和自耕农个体，一直到现在，准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