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耳的警报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跌跌撞撞地从床上爬起来，噩梦残留的寒意像潮湿的裹尸布一样缠着我。
谢天谢地，酒店窗外的世界不是世界之树逼近的黑暗，但也好不到哪儿去。
病态的橙色光辉映照在莫斯科的天际线上，在纷飞的雪花中反射着光芒。
我晕头转向地抓起手机——凌晨3点17分。
这又是哪门子的倒霉事？
有人在猛敲我的房门。
是玛丽。
她那张平时明亮而坚定的脸上，刻着一种绝望的紧迫感，让我脊背发凉。
“他们说我们是间谍，”她低声说，声音沙哑，“说我们是被派来窃取他们研究成果的间谍。”
我胃里一阵翻腾。
情况很糟，真的很糟。
尤里，俄罗斯科学资源的把关人，本就像一座难以攻克的堡垒。
而现在……这简直是火上浇油。
我们为建立沟通桥梁所做的所有艰苦努力，所有的保证，那些靠变质咖啡和绝望支撑的深夜谈判——全都白费了。
“卡尔，”我咕哝着，这个名字在我嘴里就像灰烬一样苦涩。
我们一直怀疑，阻力越来越大是他在背后捣鬼，他就像一个神秘的影子，在我们试图说服的人耳边说坏话。
但我们没有证据，没有任何确凿的东西可以拿给尤里看。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在怀疑和敌意的雷区中艰难前行。
每次和尤里会面都如履薄冰，他的目光冷若冰霜，言辞简短且充满不信任。
他会提出指控——一开始还比较隐晦，后来越来越直接，质疑我们的真实意图，说我们想瓦解俄罗斯的科学实力，然后把成果拱手交给西方。
“这太荒谬了！”玛丽会争辩，她的声音因沮丧而紧绷，“我们是想拯救世界！这不是一场竞赛！”但她的恳求无人理会。
恶意的影响已经太深了。
我们知道我们要输了。
这种失败的压力像一条令人窒息的恐惧毯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在这里失败就意味着处处失败。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