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春天，柳絮在小城的街道上打着旋儿，母亲站在供销社褪色的红砖墙下，数着手里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存折。那是她和父亲攒了十五年的积蓄，皱巴巴的纸页上，数字后面跟着三个零，在阳光下泛着微微的光。
父亲骑着那辆摩托车从公司回来，车把上挂着两个玻璃瓶汽水，“今天公司里开会说，工资到年底发。”他拧开瓶盖时，气泡滋滋作响，“我琢磨着，总不能坐吃山空。”
母亲的手指突然紧紧攥住存折，指甲在纸面上压出浅浅的月牙。她想起上个月去菜市场，卖豆腐的老板说自家在步行街租了个摊位，现在一天的收入抵过去在国营食堂干半个月。“要不，我们也做点小生意？”话一出口，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小城的第一座现代化商城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蓝色围挡上印着“建设新县城”的标语。周末的时候，父母带着我挤在临时搭建的售楼处里，空气里弥漫着石灰和烟草混合的味道。售楼小姐胸前别着金色工牌，红裙子在人群里晃来晃去，“商铺现在预定最划算，以后商城开业，租金起码翻三倍！”
父亲蹲在角落，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户型图。他年轻时在建筑队干过，对空间尺寸格外敏感。“这个拐角的铺子不错，两面采光，就是价格比中间的贵两千。”母亲踮着脚，透过玻璃窗看向正在施工的工地，钢筋水泥的框架已经搭到了二层，起重机吊臂划过天空，发出低沉的轰鸣。
交定金那天，母亲把存折递给工作人员时，手一直在抖。工作人员用计算器噼里啪啦按了半天，“总共五万八，定金三万，一个月内补齐尾款。”父亲掏出揣在怀里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三十张百元大钞，那是他托人从乡下收来的旧粮票换来的钱。
接下来的一个月，家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凝重。父亲开始跑建材市场，带着老花镜研究地砖的防滑系数；母亲把单位发的洗衣粉、肥皂拿到集市上去卖，换些零钱。我放学回家时，总能看见他们在台灯下算账，账本上密密麻麻记着：水电改造预算三千，货架定制两千五……
我们全家出动收拾铺子。父亲借来冲击钻打孔，尘土飞扬中，母亲系着碎花围裙擦玻璃，我负责把从批发市场运来的塑料模特摆成不同造型。隔壁五金店的老板过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