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气所聚，天必佑之’。
仁明之世，战则民因饥亡，故劝降以全生。降非怯弱，是为百姓谋‘活下去’的权柄；臣忍辱，非贪荣宠，是破‘名节高于民生’的执念——当安国孩童攥着麦饼微笑，当流民捧着粟米落泪，便知‘民生之重，超越邦国’。
天下大义，不在战降之形，在民愿之实——民遭屠虐，抗暴便是道；民盼安生，从仁便是道。昔微子归周，非背商，是知‘民望息戈’；比干死谏，虽忠，却未止民苦——可见‘道’之所在，非忠君之表，是察民之心：民之生死，乃天下之尺；民之愿欲，乃谋士之道。
沉砚之辩，纵横列国，握的从来不是三寸不烂之舌，而是一颗“护民之心”——在昭国，心随死战的鼓点跳动；在安国，心随求生的呼声震颤。世人见他“辩战辩降”，却不知他始终未变：战，为护民之骨；降，为全民之生；二者殊途，同归“民本”。
至今读其往事，犹见烈国城头的霜、昭民刺字的血、仁军施粥的烟、安国麦饼的暖——原来千年辩道，归处唯有一句：辩战辩降，皆为苍生；天下大义，唯民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