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奉在博物馆的“真品”，有多少是当年的赝品？
第二、书籍，可以说是凭空出现的“古代智慧”
西方宣称，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着作跨越千年，经由阿拉伯学者和修道院抄写员之手保存至今。然而，这一叙事存在致命漏洞：古代欧洲根本没有可靠的书籍保存环境。
地中海气候潮湿，羊皮纸易腐，莎草纸脆弱，而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并无恒温恒湿的藏书技术。相比之下，干燥的埃及保存了数千年前的莎草纸文献，中国的敦煌藏经洞也留下了大量唐代写本。那么，为何更潮湿的欧洲能“完整保存”古希腊罗马的海量文献？
更可疑的是，这些“古籍”大多在中世纪晚期集中“重现”。但丁、彼特拉克等人突然“发现”了失传的古拉丁文手稿，而文艺复兴时期印刷术的推广，恰好需要“古典权威”来支撑新文化运动。这是巧合，还是人为的“历史补全”？
第三、文物，这完全是考古学背后的政治叙事。
19世纪是西方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也是“古希腊罗马文明”被大规模“发掘”的时代。然而，这些发掘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大英博物馆的埃尔金石雕来自奥斯曼统治下的希腊，卢浮宫的藏品跟随拿破仑的军队从埃及、意大利掠夺而来。文物的流动轨迹，恰是殖民帝国的扩张路径。
更关键的是，许多“重大发现”缺乏可信的考古记录。海因里希·谢里曼宣称找到了特洛伊遗址，但他的挖掘方式粗暴，甚至自导自演了“普里阿摩斯宝藏”。罗马帝国的“遗迹”也常被过度修复——今天的万神殿和斗兽场，有多少是古罗马的原貌，多少是后世重建的想象？
那么结论是什么？历史是谁的叙事？
西方伪史的问题，不在于某个细节的真伪，而在于整个文明叙事的建构性。古希腊的民主、罗马的法治、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这些概念被精心挑选、放大，甚至虚构，以服务于近代欧洲的全球霸权。当西方博物馆用玻璃柜展示“人类文明的瑰宝”时，他们真正展示的，是一套关于“西方优越”的神话。
真正的历史研究应当打破这种垄断。我们需要质问：如果古希腊雕塑可以伪造，如果古籍的传承链条断裂，如果考古发现伴随殖民掠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