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我知道了。”他的手指突然抓住我的衣摆。
“知道就好，到我的宿舍，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别再冲动。我们单位可不比家里。再说我也刚刚参加工作。”我不放心地问：“我说的都记住了？”
“记住了。”他的声音闷在他的汗衫布料里。
……
我们宿舍住了四个人柳广东、左锦福（他们俩是1963年西安冶金学院毕业，分配建筑研究所，在武建四公司二工地实习，他俩课题调研出差了）和一个刚分来还没见面的大学生（听说叫黎言斌，他把李一放就请假回家了）。四个人的宿舍实际上就我一个人。双层铁架床上的蓝格子被褥散发着樟脑味，水泥地上却干干净净。我和弟弟挤在一张床上，白天上班就把弟弟锁在宿舍里，挂锁的咔嗒声总让我心尖发颤。中午和晚上我从食堂给弟弟带饭回来，搪瓷碗底结着硬邦邦的饭痂。
这样过了几天，一个大活人成天关在宿舍里终究不是办法。有天中午我推开门，看见他正盯着天花板数预制板缝，手指在石灰墙上抠出月牙形的白印。就是躲过眼前，将来怎么办？总不能游手好闲当个社会上的混混吧，出路在何方？真是愁死我了。夜深人静时，我常听见他在床上翻来覆去，蜷缩在床角的模样像极了受伤的幼兽。
三年自然灾害国家政策精简下放，连正规考试入学的学生和来自农村的正式职工，都精简动员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乡，参加农业生产。我们公司也将近裁减了一多半人员回乡。（196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我们在湖北冶专的同学几乎被裁剪了三分之二，仅仅湖北冶专机装203和204两个班原来共有80人，裁剪后只剩24人。）当时的初中高中毕业学生的出路就是上山下乡。我弟弟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连上山下乡的政审都无法通过，街道办事处的公章永远盖不到他的申请书上。有次我看见他偷偷翻阅妹妹的课本，手指抚过《岳阳楼记》的铅字时，喉结在暮色里上下滚动。
我为弟弟的出路着急上火。
路在何方？
弟弟的出路像块烧红的烙铁，日夜炙烤着我辗转反侧的神经，喉咙里总梗着团发烫的炭火，连呼吸都带着焦灼的硫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