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中，我载着打架闯祸被追责的弟弟逃离汉口家中。煤油灯下，十二平米的蜗居里弥漫着咸菜坛的酸涩——父亲劳改的阴影如墙根白毛，让弟弟政审盖章成奢望。锁在青工宿舍的他抠着墙面数灰缝，搪瓷碗里的冷饭痂折射着1962年精简政策的寒光。夜半铁架床的辗转声里，我听见北斗偷翻《岳阳楼记》时喉结的哽咽。江轮汽笛穿透潮湿的夏夜，这个被时代墨锭压碎前程的少年，既无资格下乡，亦无出路进城，唯有在樟脑味的蓝格子被褥间蜷成受伤的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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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自行车从八大家到蒋家墩码头，江风裹着潮湿的水汽扑面而来。骄阳在江面上碎成千万片金箔，轮渡的汽笛声里，我扶着车把挤在挑菜筐的菜农中间。船到粤汉码头，起坡上岸，骑过坑洼的沿江大道，车链在与公交车喇叭中发出规律的咔嗒声。
还没进家门，就被站在路口的罗主任拦住。她攥着搪瓷缸的手指节发白，机关枪似的：“前不久，支边（城镇青年支援边疆，我们居委会刚刚送走一批到新疆建设兵团），为照顾你们家，费了老大劲，才把你弟弟留下来（其实，即使支援边，也通不过政审）。你弟弟三天两头的打架闹事，这回闹大了，局子（公安局）要来提人，弄不好就送去劳动教养，这可关系到你弟弟一辈子的事，你爸爸还在劳改农场！这好，你弟弟又去劳教，这辈子不就完了！我实在没办法，这才打电话给你。”她突然压低声音，眼角瞥向巷口巡逻游弋的治安队员。
“罗主任，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我回去跟妈妈商量一下。谢谢您。”我的指甲掐进掌心，车铃铛发出细微的震颤。
“你们快商量，越快越好。”她转身时蓝布衫的后背洇着汗渍，搪瓷缸磕在砖墙上铛啷作响。
天已经黑了下来，回到家里。家静悄悄，没有开灯，路灯的余光从小窗透了进来。弟弟蹲在墙角，脖颈青筋暴起，指节捏得发白。妹妹趴在桌子上，铅笔尖在旧报纸上戳出密密麻麻的洞。妈妈不声不响地做饭，煤油灯芯爆出个灯花，灰暗、沉闷与无奈弥漫在十二平方米的小屋里。那时我们一家住在滑坡后街17-1号，是个三米五见方的小平房，潮湿的墙根生着白毛，唯一一个50厘米乘80厘米的小窗糊着发黄的报纸。
“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