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道马鞍山，入职生涯的早期阶段，有幸在支援设计院工作中，在那里我见证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中，有一件事情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一次指挥部组织的工程经济活动分析会议上，所提出的一组令人瞩目的数字。
该据数据显示，在现场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对设计图提出的修改和合理化建议，竟然占到了总投资的138。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所在单位的设计修改和合理化建议，竟然占到了会战单位的53。
这背后，我单位的八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们，他们站在设计修改和合理化建议的前沿。
在这些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中，黎书尧工程师和钱昭籍技术员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他们的设计修改和合理化建议数量最多，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那个时代，设计修改和合理化建议并没有带来物质上的奖励，也没有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它们仅仅是对建设工程质量的保证，是我们单位技术能力的一种体现，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种荣誉。
然而，这无疑也给从事专业设计的设计院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设计院邀请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参与设计，是为了借助施工单位丰富的现场经验，以期改进设计院的工作。
那个年代，是比、学、赶、帮、超的年代，是见先进就学习，见后进就帮助的年代。在那个时代，技术成果上的荣誉和尊严是无上的荣光。
黎书尧工程师和钱昭籍技术员他们凭借自己的能力、经验和水平，完全有能力担当起支援任务。
然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刚刚从学校毕业的中专生，对专业设计一无所知，满脑子空白，腹中无墨，笔下无物。我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让我感到惶恐。
黎书尧工程师并非完美，他不修边幅，顶着满头从不梳理的华发，穿着一身质地很好但皱皱巴巴的衣服，靸着一双满是泥尘的皮鞋，裤腿一长一短，袜子一正一反。他要不是鼻梁上那副眼镜，很难想象他会是个读书人。
他的轶事有时让人忍俊不禁。
在大食堂排队买饭时，黎书尧低头看书，到了窗口，炊事员问他：“拿碗来（那时都是自备碗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