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喇叭裤的年轻人围着一盏煤油灯清点成捆的票据，桌上摆着两瓶“行吟阁”啤酒和半只“曹祥泰”绿豆糕。
“1988年50元面值，安徽贴现率35，上海只要30。”雷宜雨的声音让所有人僵住。黑市头目周瘸子的枣木拐杖“咚”地杵在地上，露出人造革假肢——那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留下的伤。
“小崽子懂个屁！”黄毛青年弹簧刀“咔”地弹出，刀柄贴着港星王祖贤的贴纸。雷宜雨不慌不忙从《经济学基础》里抽出国库券样张：“武胜路储蓄所王主任月底调岗，新来的李主任……是我爸战友。”
空气瞬间凝固。周瘸子知道，这种跨省套利生意最关键的就是银行内部消息。
“我要五辆载重自行车，后座加装铁皮箱。”雷宜雨把十张“女拖拉机手”拍在修车匠老吴的搪瓷缸里，缸底还粘着昨夜的花生米。老吴的帆布工具包哗啦作响——扳手和“黄鹤”酒瓶撞出金属音。
大建推着冰棍车赶来时，正看见雷宜雨用钢卷尺量车轮间距。“雷哥，这改装够拉三百斤货！”他摸着28寸的“双喜”牌轮胎，后座木箱已拆掉，换成焊着“安全生产”标语的铁皮箱——那是从武钢废料场捡的边角料。
雷宜雨在笔记本上画着运输路线图：汉正街到武胜路储蓄所23公里，途经三个派出所。他需要精确计算警察换岗时间。
深夜的仓库里，雷宜雨就着“长江牌”手电筒的光，将收购来的国库券分成三摞。母亲缝制的蓝布口袋被拆开，夹层里铺满防潮的《湖北日报》——1989年12月的旧报纸正好遮盖票据的油墨味。
“安徽券用‘光明’烟盒装，上海券塞‘黄鹤楼’酒箱。”他教大建辨认不同印刷厂的暗记：合肥印钞厂的“88”字样带钩，上海印钞厂的水印有细微波浪线。这些细节在前世2035年的金融档案馆里，属于绝密级史料。
窗外的青铜貔貅在月光下泛着幽光。雷宜雨摸了摸雕像基座的裂缝——那里埋着的战国编钟，将是半年后他应对周瘸子翻脸时的保命钱。
1月5日黎明，雷宜雨在“大桥牌”香烟盒背面写下首张商业网络图：
物流：5辆改装自行车（老吴+大建）
渠道：民众乐园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