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中提到的“他”确实是一名代课老师，合同临时编外，未经过教育局备案，属于“公益课堂志愿者”，只要学校愿意，可以随时替换。
该校校长声称“对该老师表现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并表示会“严肃核实”，但拒绝透露更多。
林语宁没有惊讶。
她接着安排心理咨询师与孩子进行初步沟通，果然，从画画、角色扮演，到对陌生男性的防御性语言，孩子都表现出极强的不安与回避。
她已经能大致确认。
这个孩子，受到了至少一次明显的越界接触。
“现在要报警吗？”小陈问她。
林语宁没有立刻回答。
她低头，闭了闭眼，然后轻声道：
“先保护孩子！”
“再保护证据！”
“第三，才是正义！”
她拨通那位母亲的电话。
“您好，我是林语宁！”
“我想和您面对面谈一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接着传来一个压得极低的声音。
“林律师……我是不是做错了？”
“没有！”林语宁轻声说。
“你做得很好！”
“你不是在控诉！”
“你是在救你女儿！”
“你很勇敢！”
电话那头终于忍不住哭出声。
林语宁没有劝她。
只是轻声等着。
她知道，有时候，一通电话，就是一个母亲孤身战斗的全部底气。
而她要做的，就是让这个电话，变成开始。
而不是终点。
两天后，江南区儿童心理干预中心的评估报告正式出炉。
孩子名叫李知遥，八岁，三年级，外来务工家庭独女，心理评估报告上赫然写着：具明显焦虑特征、对特定性别群体存在回避与不信任、存在被强迫表达“自己错误”的创伤性倾向。
林语宁坐在会议室里，翻阅着这份报告，指尖轻敲桌面。
桌上的资料摊得整整齐齐，录音、医生反馈、孩子画的图、母亲陈述、学校老师访谈笔录，一页一页，构成一副让人发寒的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