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政府部门都按时从南京搬走了。
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的各国政府也被要求于当日把使馆迁到广州。司徒雷登拒绝了这个要求，其他大部分国家的使馆也不同意迁走，但使人们茫然不解的是，勃希钦是唯一的例外。他发现自己一旦身居广州，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残余人员打交道，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部长吴铁城，同时李宗仁与和谈小组仍待在南京。
在其他方面，这个不在位的大总统也在削弱他的“代理”人的权力。
他往台湾运送了30万嫡系部队，还有26艘舰艇及空军力量，大约90万国民党军队仍留在大陆，但是这些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将军的12万人听从李宗仁调遣，因为这是老同事的缘故。
警察局和情报机构都从陈立夫那里得到指令，而陈立夫是代表引退在幕后的蒋介石的。因此，代总统赦免政治犯、遣散秘密警察的命令成了一纸空文。
李宗仁想以释放少帅张学良来获得众望，但却找不到少帅。张学良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囚禁着，如今蒋介石把张学良运到了台湾，仍然囚禁着他。
蒋介石相信他能重掌大权（这和他的人生信条“‘引退’并不意味着永远‘引退’”是一致的）。此时，他正享受“引退”给他带来的乐趣。
他过惯了依靠国家开支的享乐生活，所以在农业银行他以私人名义借了100万金元券，按官方价值10000美元，供他挥霍。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陈立夫控制着农业银行。除了蒋经国外，和蒋介石在一起的还有一名秘书和一名侍从。蒋介石的儿子在田地里散步，重返儿时母亲让他去的祠堂庙院，这些勾起了蒋介石怀旧的思绪。起初，他就像戴高乐将军的习惯一样，拒绝接见任何来访者，李代总统就是要求与蒋介石会晤而遭拒绝的人之一。然而，蒋介石精心安排的情报人员发来的信函和电报又使他对时局了如指掌。
张治中是李代总统任命的北平和谈代表团团长，他给蒋介石发了封电报，说要到溪口谒见委员长，以求指教。
但是，蒋介石颇有经验，对即将举行的和谈淡然处之。看完电报后对蒋经国说，“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第二天，张治中来到了溪口，但是委员长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