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数者，一十百千万也，所以算数事物”的原始记忆。
诗人对虚词的精简达到苛刻程度，这种语言策略令人想起八大山人的枯笔山水：墨迹的残缺处，恰是观者想象力的飞白。但空并非虚无，正如石涛《画语录》所言“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那些未被言说的部分，正通过粤语特有的九声六调获得补偿——“道”（dou）的阳去声如晨钟破晓，“德”（dak1）的阴入声似木鱼短促，“家”（gaa1）的阴平调则余韵绵长，三者构成完整的声调闭环。这种音韵的仪式性，恰似《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古老诗教在现代方言中的重生。
更精妙的是，粤语词汇的古典存留与诗学意图形成互文：“家”在广府话中既可指物理空间（屋企），亦可指精神共同体（家族），其语义弹性恰如《说文解字》对“家”的释义“居也，从宀豭省声”——从庇护肉身的屋檐到安顿灵魂的祠堂，诗人用方言密码重构了《礼记·礼运》“天下为家”的伦理维度。
三、道德经与儒学的超稳定结构
诗中数字与概念的对应关系，可视为对《道德经》四十二章的当代阐释。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树科用“一，二，三\/道，德，家……”完成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惊险跳跃。这种转换既包含张载《正蒙》“天人合一”的理学基因，又暗藏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心学密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家”作为终极能指的出现，将《礼记·大学》“修身齐家”的儒家理想，与当代大湾区“祠堂经济”的社群形态形成跨时空对话。
若深入剖析语义链：“一”对应“道”，指向《易经·系辞》“太极生两仪”的本体论；“二”映射“德”，暗合《庄子·天地》“物得以生谓之德”的存在论；“三”升华至“家”，则呼应董仲舒《春秋繁露》“三画者，天地人也”的伦理实践。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恰似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所述“三才之道，天地人也；三光之明，日月星也”，在微观文本中复现了华夏文明的超稳定结构。
而省略号的运用更具深意：这个未完成的标点既是《论语·子罕》“欲罢不能”的修辞策略，也是岭南文化“留余”智慧的体现——如同佛山祖庙屋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