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要紧的是，两汉期间的郡国并非后世那种被划分的七零八落的行政区域——这些郡国很多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比如南郡治所江陵城的距离楚国国都纪南城只有五公里远，前身就是其国都的官船渡口。
这种历史很容易让当地的居民将历史上的楚国和南郡联系起来，形成牢固的共同体认识。比如汉景帝的废太子临江王刘荣因为涉嫌侵占宗庙墙体以扩建宫室，被天子诏令召回长安，在离开封地时，当地父老在送别时痛哭流涕：“吾王此行恐难回归矣！”显然，这些父老是不会对一个从长安来江陵没几年的少年有啥深厚的感情的，在这些父老眼里南郡就是楚国，临江王就是楚王，在他们眼里，刘荣就像几百年前那个离开郢都去了关中就再也没回来的楚怀王，他们哭得是自己父母之邦的王将一去而不返。
在这种普遍的地方主义思想下，两汉期间的郡国太守们，尤其是像南郡、会稽、交州这种距离长安洛阳甚远的南方郡国，不像后世被认为是帝国的官僚，而是西周春秋时候的诸侯大夫，只不过是有任期的。
所以汉末时候，刘备占据徐州，孙策占据江东，曹操占据许昌，手下谋士则言必称齐桓晋文故事，在他们眼里，孙、刘、曹还真的就是重耳、小白；自己就是管仲、赵衰、狐偃、魏犨。而汉代天子并非秦皇汉武那种大一统帝国绝对君主，而是与外戚、宗室、贤士大夫共享天下的周天子。
所以在遭遇了黄巾、董卓之乱后，东汉帝国中枢崩溃之后，东汉的士大夫们眼中的局势是平王东迁（正好汉献帝也是从关中逃出来）、周襄王王子带之乱（正好汉灵帝死后，董卓插手皇室内部，废汉少帝，立刘辩为汉献帝）。
在这种诸侯林立的政治局面下，篡夺天子之位是所得极少（太守州牧的权力已经足够大了），风险极大（会失去大义名分，被其他诸侯群起而攻之）；而最有利的策略是像齐桓晋文那样，拥天子以讨不臣。事实也证明了这些谋士们的判断是准确的，汉末三国的最大胜利者曹操实际上就是选择了这条路，而直接称帝的袁术也落得了一个被群起而攻之的悲惨下场。
邓忠一行人到了太守府邸前，正当魏聪以为还要等候通传时，邓忠的管事便径直对守门的小吏喊道：“南阳邓士茂求见韩使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