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每个课丁能实授百亩地，这个租调庸负担，倒还好。
但实际上，很少能足授，哪怕是开国之初，
尤其像关中这样的狭乡，地少人多，权贵、寺院又多，御宿川罗家堡的百姓，基本上每丁只分到三四十亩，而足额也仅能分五十亩。
以后再添人，甚至这三四十亩都没地分了，得有人死了退田后才能再分，但退的也只是口分田，一般也是原主子孙优先继承，
这样一来，在第一波开国授田红利过后，后面能分田的只有那些边疆之地了。
如果实授五十亩地，意味着租赋负担实际涨了一倍，要是只授三十亩地，那就是理论负担的三倍有余，而如果没能授田，却还是课丁，那这租庸调，就会压的人喘不过气，一遇灾荒病疾，逃亡就是必然。
这种税制的弊端，朝廷应当有很多人都能看的到，但却没有几个提出改革的。
从西魏到北周，再到隋唐，一直沿用这套制度，
门阀贵族的日子更好过，地位越发稳固，百姓越发压在底层喘不过气来，
于是府兵成为了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
但当府兵，却又只是庶族地主们的机会，一般百姓根本没资格，也没财力自备衣粮马匹弓刀，更不能脱产去训练打仗。
名门出身的杜十娘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甚至觉得这理所当然。
接下来，
李逸恢复职务，回到奉义宫做总监，差事倒也很闲，这是离宫，皇帝也不会常来，大家都很闲，维护一下奉义宫的花花草草就行，比宫苑监要清闲的多。
事情交给手下一套班子官吏们，李逸可以做甩手掌柜，每天中午在食堂吃完工作餐，回衙门再休息一会，下午两三点左右他就下班了。
他到奉义宫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公厨的伙食尾子，官员们均分。
二是在奉义宫也搞温室，蔬菜瓜果，韭黄蒜黄等种出来售卖给贵族地主大户们，赚了钱就跟原来在宫苑监一样，一分留做公廨钱，一分给官吏置办年节福利，一分充月俸以及补贴。
留做公廨的钱，一半做公廨办公、招待费用，一半则拿去一起放贷。
李逸早对大家言明，不许贪污监中钱财，不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