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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从三舍法诞生之日起，新旧两党便就新学和儒学在朝堂上和学术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王安石在变法改革过程中，为了给变法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对儒家经典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思想体系，被称为“新学”，其核心思想强调“经世致用”，主张通过对经典的研究来解决现实社会问题。
还有，王安石反对传统儒学中一些繁琐的注疏和空谈义理的学风，他认为儒家经典应该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例如在《三经新义》中，他对《诗》、《书》、《周礼》进行重新注释，赋予经典新的含义，以适应变法改革的需求。
这与传统儒学注重传承和遵循旧有注疏的做法产生了冲突。
另外，传统儒学多以孟子的性善论或荀子的性恶论为基础来探讨人性。
而王安石则提出“性不可以善恶言”，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资质，善恶是后天的行为表现。
这一观点与传统儒学人性论有所不同，也引发了学界的争论。
站在赵宋王朝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新学为王安石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强调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实现国家的富强。
这与传统儒学中一些强调顺应自然、以道德感化为主的政治理念相左。
最后，新学重视培养具有实际才能和经世致用思想的人才。王安石改革教育制度，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和学科，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创新思维，为变法改革培养了一批支持改革的官员和人才。
而传统儒学培养的人才，虽然也会学时务策和经史策，但更多的注重儒家经典和诗词歌赋方面的培养。
总之就是，一个先进，一个保守；一个激进，一个稳健；一个着眼于变革图强，一个则倾向于恢复旧制。
双方从最开始的学术上辩论，后来慢慢演变成了激烈的冲突。
元祐时期，国子监中甚至发生过学官黄隐焚烧王安石著作《三经新义》雕版的恶劣事件。
绍圣时期，新党也是为了独尊新学，干了不少毁坏经典的事。
历史上的赵佶一朝，赵佶和蔡京不但焚毁了大量元祐学术的著作，更是将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所作的诗